“剧本杀”入戏太深

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另一种人生，你可以是马戏团的美艳女魔术师，也能变身谍战片里的情报科长，甚至是三国时期的一匹马。在年轻人周围，剧本杀正迅速扩散，全国店面已超过3万家，多过肯德基。

在北京高碑店的仿古建筑里，1公里范围内有二三十家剧本杀店。一家店主指着自家东面的墙，“靠这边能连上这家的WiFi”，又指了指西面的墙，“靠那边能连上那家的WiFi”。

这片北京CBD以东的土地曾以小型文化、传媒公司众多而著称，一排排仿古建筑，俊男靓女穿梭其中，有人笑称，这里谈论的是动辄“不低于一个亿的项目”。现在，这里的热土明显冷却，被另一种“寻找凶手”的氛围浸染，盛产业余“戏精”。

万物皆可剧本杀

剧本杀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在一个故事里有人死了，玩家扮演不同角色，目的是找出真凶。

如何形容年轻人的痴迷呢，在高碑店最早开剧本杀店的王希说，玩家最上头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布景的道具床上。她的剧本杀店里备有一次性拖鞋、牙膏牙刷和卸妆水。

忠实客户在晚上下班后，背着电脑奔赴而来，在一张大木桌前一边加班，一边等人齐。“一个人在家也无聊，在这躺着仰着，没人管。”有时候人没到，外卖先到了。甚至有剧本杀狂热分子专门搬到附近住。

这里的房子属于高碑店村民。夏日午后，大妈们戴着红箍在伞下聊天，谈论过去车间的故事。男人们在通惠河边安静钓鱼。高碑店是辽金时代的漕运河码头、皇粮商品的集散地，村里旧有娘娘庙、将军庙、龙王庙，现被新修的亭台楼榭取代，像是小型的影视基地。

以前，仿古家具之风吹到这里，建起一条街，至今响着“红木家具，亏本清仓，老板要钱不要货”的喇叭声。后来村民盖起四层小楼，文化、传媒公司相继入驻，“创意”飞满天。

现在，高碑店上空最新鲜的话题属于剧本杀。“陪她看电影，不如陪她演电影。剧本杀是自己无法亲历的故事，年轻人喜欢去体验。”一家剧本杀店的老板龙欣说。她2019年在此开店时，同行不超过3家，现在多了10倍。龙欣同时经营一家传媒公司，跟剧本杀店共享一处空间。玩家的游戏室里有太师椅、白板和纸笔，也是影视开发制作的会议室。

剧本杀是人性的试验场。一场几个小时的局下来，嬉笑怒骂、排斥、争斗、算计、暗战全有了。两个熟人前一秒还在聊着八卦，局一开始，眼睛一翻，立马变脸，猜忌着对方的真实身份。玩家互相搭梯子、互相拆台，上演黑暗丛林法则，争夺决策权。

剧本杀也是一场社交游戏。店主王希出生于1991年，干过家装、调酒、孵化器和媒体，“来北京新认识的朋友都是客人。”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没回家，王希邀请朋友们一起在店里跨年，她洗了一大盆韭菜，大伙围一圈，择韭菜。

有人在店里相识、成为情侣、求婚；有人在剧本前给朋友过生日；有玩家主动帮忙在实景里扮鬼，用冰镇饮料把手冰凉，再“偷袭”客人。

随着剧本杀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大量剧本火急火燎地撒向市场。剧本大多通过展会购买，每个月8场，每场有150个新本，内容与时俱进。比如疫情阶段有《疫不容辞》，还有《赘婿》《王者荣耀》改编的剧本，连《喜羊羊与灰太狼》都能开辟出一场“生死搏杀”。

开个店，年入500万元？

店主王希觉得，大量剧本杀新店是随着一条“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的短视频入局的。

“赚一波快钱。”王希说，有的店家连剧本的类型都没分清就急着开店。一个开过清吧的朋友轻蔑地表示，“这不就是社交。”

仓促组建的剧本杀局状况百出。新手和老手在一起，老手说什么，新手都不相信；有玩家坐着不说话，自己在手机里搜答案；还有人在玩的过程中急眼了，摔本就走；有的情感本，女生哭得一塌糊涂，同局的“菠萝头”（指不容易代入的玩家）丝毫没有波澜。

王希是剧本杀资深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很多是《名侦探柯南》启蒙的。”2018年，她在高碑店开了第一家剧本杀店。隔壁的房子还没装窗户，广场也是一片废墟，外卖店是一片荒芜中唯一亮灯之处。

这两年，她见识了行业的火爆。“你肯定不知道剧本杀的展会什么样！”展会上，没有宽阔的大厅和主题演讲，也没有并排陈列的展台，约200家剧本杀发行公司占据一个个酒店单间，门口竖着易拉宝，门外是人群。

参展的剧本没有精美的印刷和包装，只是一沓A4纸。买家从中午开始，到次日凌晨6点，进入一个个房间抢夺这些纸。深夜一两点，为他们送餐的外卖员还在电梯间排队。有的店家抢不上试玩，只能打听口碑跟风购买。一些限制数量的独家本，店家要在网上拼手速抢货。

王希测算过，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在北京这种城市基本不可能实现。一场剧本杀动辄三四个小时，北京太忙了，租金、人力成本也高。

今年4月，二手交易网站上以剧本杀店“倒闭了”为理由转卖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的数量较前一个月增加了110%。

“现在才开店的人很多不懂这个行业。”王希说，“稍微懂一点，应该知道上游的发行成本低、利润高，更赚钱。”

转型，转型，再转型

秦松是高碑店的编剧，现在兼职剧本杀创作。

疫情前，高碑店南北一纵列，分布着十几家影视传媒广告公司，疫情期间活下来的只剩3家。有的把招牌摘走了，有的没摘。

资本在影视圈砸钱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秦松说他在咖啡馆里谈论剧本，声音有点大，创意就被同行“偷”走了。

当时在行业内，投资者只看创作团队两年内有没有作品，超过两年，“你说过去跟张艺谋拍戏都没用。”两年之内，创作方式、设备、演员价格全部更新一遍。

疫情期间，影视行业受创，线上视频是高碑店少数还能赚钱的出路，网红经济开始在这里冒头。在短视频平台转一圈，偶尔出现仿古建筑一角，它们可能产自高碑店。

疫情之前，高碑店的广告公司就显出颓唐的样子。时代变了，电视广告的转换率很低，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广告的精准投放。

一些广告传媒公司把视线转向剧本杀。有的公司给编剧开设转型的内部课程，还给编剧一笔钱，让他们每月去线下体验。一些无戏可拍的演员当上了剧本杀主持人。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剧本杀写作课程的推广，普通班3000元，直播课上，一半报名的都是学生。

秦松发现，有些专业的演员都没剧本杀玩家演绎得好。一些演员跟空气对戏，有时剧本都没读过，“既没有生命，也融入不了剧情”，全然没有剧本杀玩家投入。

传统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通常是剧本杀里的死者。剧本杀里，每个玩家都可以是主角，其他人是时时在线的配角。“角色自由生长，情节自己形成。”影视剧是单向的，坐在屏幕一侧看另一侧。剧本杀更像VR，360度全息。

秦松提到一个不错的剧本杀，里面有个人物爱占小便宜，恨不得天天找邻居蹭饭，为省几块钱能磨唧20分钟，从邻里到家人都瞧不起他。但这个人物设定的任务是“竭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的女儿”——一个小人物的伟大。

一场剧本杀的体验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剧本的质量。秦松说，“有思想的剧本杀少，蜂拥追求利益的时代，大家想的是怎么多卖出一盒。”

年轻人聚会，还能玩什么？

李渊和张媛媛是一对情侣，一个是产品经理，一个是编辑。以往每个周末娱乐的项目是看电视、打游戏，现在，他们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剧本杀。“我男朋友指着开本（玩剧本杀）活着。”张媛媛说，“他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的是，‘不能放弃，那个本还没有开’。”

在体验线下店之前，李渊已经在剧本杀App上玩过100多个本了，他崇尚复杂的逻辑和惊奇的反转。

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李渊想，一帮年轻人的聚会，可选择的娱乐工具有什么呢？

“KTV没有以前流行了，是上一代人玩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是麦霸，其他人都得陪着。”密室逃脱只能玩一两个小时，还贵；狼人杀对人数要求高，组局困难。

剧本杀100多元，能玩一下午，“感觉很值”。它对人数的包容性强。“以前十来个人的聚会，总有人沦为配角，或者聚着聚着没事干了，弹尽粮绝，散场又心有不甘。”

“而且剧本杀能吸引来年轻女性这块消费市场，有的喜欢玩情感本，玩完哭唧唧，有的喜欢换装拍照，扮演宋朝的公主。女生来了，不愁攒不来男生。”

张媛媛说自己不像男友一样擅于推理，“思维耐性不是特别好”，但她也能在每一局里发挥作用，比如一些涉及文史知识的小线索，她能给出答案。

年轻男女在剧本杀里感受着新鲜。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剧本杀题材多变，有未知的情节、冲击和CP（情侣）。

“所有的娱乐工具，能调动你的情绪就是成功。”李渊说。

剧本杀是集参与感、恐怖感、剧情、聊天交友、沉浸式色彩于一身的游戏模式。一位玩家说，人对戏剧天然没有抵抗力，更何况是能参与进去的戏剧。

在一次剧本杀局里，李渊体验了扮演人物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回顾过往，“感觉很完满，像一周看完了全部的哈利波特”。

这对情侣在高碑店附近找到了一家钟意的剧本杀店。主持人是配音系毕业的，声音带有沉浸感，他们曾看到主持人“像特级教师备课一样吃透本，写了很多注释，全文背诵”，还看到店家对主持人考试，询问剧本杀里的人物关系和剧情。

李渊和张媛媛相识多年，日常基本不吵架。只有一次，在剧本杀里，李渊扮演的角色要在他爱的张媛媛和爱他的另一个女生中选择，他选了后者。

那是一个情感本，最后复盘的时候，只有张媛媛一个人在哭。李渊觉得“这个哭不单纯”，她还打断了他的发言，“我觉得她贴脸（情绪式发言）了。”

两人回家“意犹未尽”地吵了一架，吵到张媛媛的智齿发炎。下一个周末，他们决定再次扮演新的人生。

（文中王希、秦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