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私人博物馆的16年
樊建川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
汶川大地震博物馆
“猪坚强”已到弥留之际。
樊建川接待参观者。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在世界私人博物馆中也算得上前排。
博物馆创建者樊建川今年已经64岁了。他是个精悍且有震慑力的人:头发花白、剪得极短,个子很高、腰杆笔直,走路迈大步,一开口中气十足:“如果老天爷能再给我十几二十年,我能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夕,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看一个私人博物馆如何从破土到自立,从发展到蓬勃。
副市长、富商和“樊傻儿”
从抗战文物陈列馆出发,顺着窄窄的河道走,路两边成簇的绣球花像地毯一样延伸。走到川军抗战馆,已经微微出汗,等转过5·12抗震救灾纪念馆,穿过“阿庆嫂食堂”后的林荫小路,脚步如果太快会有点累；再从“建川民宿”拐到“中流砥柱”广场,踏过一道弯弯的小石桥,再迈过几个小台阶,樊建川会在绣球花的尽头坐一小会儿。只要有空,他经常会这样沿着博物馆的河道走一圈。
樊建川“本人”身上的标签太多。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做过知青,插过队,当过兵,做过高校教师,从政后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后来改行从商,干了7年房地产,拥有写字楼、加油站、商铺等价值二三十亿元的资产。房地产生意干得红红火火,樊建川却要转行去做博物馆。朋友骂他“傻儿”,但樊建川却铁了心。
“如果不建博物馆,你会不会变成霸榜福布斯的富豪?”记者问。“那倒不一定。”樊建川回答得很实诚,“做商人也有商人的风险,四川有几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但博物馆还不多。”
为什么“一定要做博物馆”?樊建川说,“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樊建川当过兵,父亲一辈13人全都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父亲1人幸存。“我想建设博物馆,挖掘历史上豪杰、壮士、英雄们的故事,传承民族精神。”
还有一个“不得不建”的理由:“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过去和未来。我们应该吸取历史上的什么经验教训?我们的未来会是啥样?这就得靠博物馆来解答。”
9个月开馆
建成“天方夜谭”
按照樊建川的设想,博物馆不仅要建,还要“大”,要成“聚落”,应该是一个“博物馆小镇”,除了博物馆,还要有客栈、餐厅……参观的人来到这里,不仅能看能学,还能住下来,至少能待三天。当然,三天也不够,最好是年年来。想着想着,樊建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要500亩地,一次性建30个馆。回想起来,樊建川说,这个想法真是“天方夜谭”,但“我很钦佩自己2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首先就是选址。在辗转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找地失败后,2003年,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拿到了500亩地。按照原先的计划,2003年买地,2004年设计,200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开馆。然而,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次年8·15仅剩9个月。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展馆盖好、布展,又是一个“天方夜谭”。
樊建川在自己的书《大馆奴》里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完全是拼命了!”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从打桩修房子,到陈列、布展、灯光、安防,常常顶还没封就开始布展柜。就在这一年,樊建川卖掉了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钱都投到了博物馆。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以及“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经当时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后正式开展。成都,少了一个房地产商人,多了一个博物馆“馆长”,安仁小镇上,从此多了一个建川博物馆聚落。
一件展品一个像素
千万件展品拼成历史
目前,建川博物馆藏品约有800万件,其中4790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物,一级文物上千件。这些文物中,有几百万件票证、几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家书、几百万张黑白照片……
这些文物中,有些是樊建川的私人收藏。一只飞虎队用过的米桶,是他从云南的乡下扛了几里地才弄回镇上；一根抗战时期美军铺设的滇缅输油管,是他从待处理的废物中捡回的；50吨重的抗日碉堡,调动了集装箱从天津运回……
他曾一个人跑到日本,一口气买下日本市面上所有的中国战俘“遗照”。樊建川将这些照片在战俘馆回廊安放:他们虽然吃了败仗,我们也不能遗忘他们。
随着文物一点点收集、展出、形成系列,一段段几被尘封的历史也开始变得分明和鲜活。
“援华美军馆”开馆当天,曾在飞虎队中开轰炸机的84岁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泪洒当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格鲁伯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格鲁伯还把视如生命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建川博物馆。
当年在抗日战场曾活跃着300万川军。在川军抗战馆文物的展出中,一面写满字的“死”旗分外显眼。这是川军上战场时,一位父亲给孩子的,大意是:“我不愿你在我床前尽孝,我只希望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如果你死了,这张布可以让你包裹残躯,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川军装备极差,穿着草鞋走几千里英勇赴死,就连川军将领刘湘也病逝疆场,留下一句:“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
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揭幕时,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爸爸,我抱您了!”她对樊建川说:“平时看父亲都是照片,今天拥抱了立体的父亲,很幸福。”
在日军暴行馆,展示着曾活活烧死过普通百姓的汽油桶、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暴行馆的设计者是日本最顶尖的建筑师矶崎新。他的父亲当年曾因反对日本侵华饱受折磨。他设计这个馆时,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做。有些日本人找他麻烦,骂他,写信恐吓他。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樊建川说,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文物多了,历史的像素就多了,历史的面貌就由模糊变得清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记录历史,也记录当下
“猪坚强”已14岁
在建川博物馆,不仅有抗战的历史,还有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震撼日记馆,浓缩了汶川地震的伤痛和记忆。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指针都停在14时28分,13年间没走动过。
馆中陈列的物品中,一件新娘婚纱常令人驻足。地震时,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位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寻找新人遗物。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
在震撼日记馆外,建设有“坚强之家”,从地震中奇迹生还的“猪坚强”如今已14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猪坚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可能坚持不了几个月了。”
马上建完的综合馆,将在今年“七一”正式开放。这是一座面积达15000平方米、拥有12个展厅的大型展馆,进入场馆,20米高的“为人民服务”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由党徽镶嵌而成,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漫步其中,观众将在展厅里感受共产党从创立到长征、抗战、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
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
一定出自中国
樊建川说,对于时代的自信,是他发展博物馆的基石。“20年前,没人掏钱看博物馆,但现在逛美术馆、展览馆已经成为旅游项目。再过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国人,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樊建川说,2005年开馆时,每个馆门票10元,票价共60元,如今,票价仍然是60元。“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保持每年30%的盈利增长。我一直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
疫情期间,建川博物馆闭馆,但没有“躲起来休息”,而是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坚持建设新馆,“如果没有去年的推石上山,我们怎能有机会迎来今年旅游的全面复苏?怎么有能力接待这么多游客?危机孕育新机,要对未来有信心。”
樊建川说,民族复兴,让他相信全世界最大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一定出自中国。目前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广东签了100多个分馆,南昌也计划建分馆,总共已有一百六七十个馆,将来有可能达到200个馆。“我要建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樊建川说。
2007年,樊建川和妻子将建川博物馆聚落及所有文物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政府。同年,樊建川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号。大邑县聘他为安仁镇荣誉镇长,行走于大街小巷,不时有人叫他“樊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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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铭记和意义。对于建川博物馆聚落所在的大邑县安仁镇来说,博物馆带来了直接的旅游价值和经济效益。
大邑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名县,境内有杜甫写下千古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西岭雪山,也有道教发源地鹤鸣山。然而坐落在大邑县的安仁古镇,虽然始建于唐朝,却并没有核心的旅游资源。
“2003年我刚来安仁镇时,这里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希望,认为我会栽在这个小镇上。”樊建川说,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成了安仁镇的核心旅游资源,2008年5月,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安仁镇被授予“中国博物馆小镇”称号,是全国唯一一个。
樊建川介绍,在博物馆蓬勃发展的同时,按照“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安仁镇的旅游产业也迎来了大发展。目前四川加上重庆分馆,2019年总游客量达360万人次,展厅面积近7万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庆建川博物馆需要1天,“我能真切感受到镇上老百姓生活的变化,茶馆、饭馆、理发店、出租车的生意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