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从百年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艰辛之一：如何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多少呢？根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总计为114卷，如果全部翻译成中文，总共约为6000万字。在这些著述中，约有65%为德文写成，有30%为英文写成，其他5%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写成。译文的准确程度影响到对思想的理解。我们党历来重视经典著作的翻译，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文本基础。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审订的《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74年7月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译本中错误很多，表示自己愿意从事校译工作。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要求有关单位支持他开展这项工作。

艰辛之二：如何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一直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实际上也是经过了艰辛探索得出来的结论。首先，要克服教条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一种就是从“左”的角度的理解。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曾经存在过“左”倾问题。一种是从右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曲解、肢解马克思主义精髓，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其次，要全面地不是零打碎敲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历史过程的。

艰辛之三：要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讲了那句著名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为什么要强调“走俄国人的路”。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在我们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走俄国人的路”可以说再自然不过了。其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影响是深远的，存在着制度超越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还是在苏联国内大众之中；无论是在西方一般民众之中，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中，对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制度的威力是深信不移的。阿诺德·汤因比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时曾经讲过一段话：“1931年这一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全世界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讨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是否以苏为师、是否遵循斯大林指出的方向、是否仿效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否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战后各国共产党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探索走自己的路，并且经过艰辛努力，到改革开放之初，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摄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