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百战护航路 丹心熠熠照汗青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征程纪略

　　油画《八一南昌起义》。 通讯员 摄

　　编者按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长存。”“岂曰无声？河山即名！”隐蔽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百年征程，波诡云谲，波澜壮阔，无数的惊险与传奇，无数的远谋与急智，无数的隐忍与艰苦，无数的奉献与牺牲，令人拍案称奇，令人感喟景仰，令人心潮澎湃，令人唏嘘动容。

　　即日起，湖南日报推出《誓言无声——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专题，讲述那些非凡岁月的传奇，致敬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安全做出独特而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和卓越人物。

　　虢安仁

　　风起：黄浦江上小舢板

　　风，起于青蘋之末。

　　站在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百年纪念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回想起95年前上海杨树浦码头那一只小舢板。

　　1926年11月的一天，一只小舢板载着4个背影，坚定地划向不远处一艘苏联货轮。这是中共党员李强奉中央命令，送3名周恩来指定的同志前往苏联。3个月后，他们将带着一身娴熟的侦探、审讯、射击、暴动、秘密通讯等特工技术学成归国，担纲党的专业情报保卫工作。

　　滔滔黄浦江，从小舢板到大货轮，承载着党的隐蔽战线护航中国革命的坚强使命，开始了隐蔽战线斗争从无意识到觉醒、从稚拙到专业的大道之行。

　　在这只小舢板出发之前，党对隐蔽战线斗争的认知是懵懂的。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高压统治之下。对革命的血腥镇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已经开始。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第4天就有陌生男子闯入，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较强的秘密工作经验，断定此人是密探，果断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撤离后，密探程子卿果然带人前来搜捕。基于现实的危险，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入党第一个纲领，把“党应警惕”和“特别机警”写入党第一个决议。

　　然而，早期的党一度缺乏秘密工作经验，也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组织，党的中央机关暴露，领导同志频频遇险。192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被捕；1922年春，张国焘在其住处刚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就遭查封，被迫出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中央局被迫迁往北京。

　　觉醒：从工人纠察队到中央军事部特务科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形成了“尽量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斗争”“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等工作原则。此后，在火热的斗争中，党加强秘密情报保卫工作意识逐渐觉醒。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基层工会相继组织工人纠察队，以维持罢工秩序，防止反动派捣乱，但此时的工人纠察队并没有武装起来。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组织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并利用收缴反动警察局、军阀的一些武器进行了革命的武装，以稳定斗争形势、保卫革命成果，探索到一些开展秘密情报保卫工作的实际经验。

　　有了实际经验，还必须有专业理论技术指导，才能更好地开展隐蔽斗争。为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向苏联请求，举办“未来潜在情报员的学校”，开设“专门军事训练班”，“培养在中国条件下开展秘密军事工作的中国专家”，重点传授“地下工作的技术”。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工人代表顾顺章、农民代表陆留、军人代表陈赓3人肩负重任，通过李强的小舢板，搭上了前往苏联的货轮。

　　1927年，陈赓等人回国后，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各派系开始陆续叛变革命，蒋介石更是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陈赓他们学到的特工技能立即派上了用场。

　　192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着手创建党的情报保卫机构。5月任中央军事部长后，周恩来即在军事部下设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马日事变”“宁汉合流”，企图消灭武汉革命力量，特务科都及时获得了情报，但因为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未能根据获得的情报及时有效应对。周恩来后来颇为感慨地说：“主要问题上我们都有情报，结果是清清楚楚地看着失败了，政治上的幼稚招致如此结果。”

　　周恩来在武汉中央军事部创建特务科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为隐蔽战线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更为此后中央特科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举：神秘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神秘的一个“科”了。作为秘密情报保卫专职机构，它是如此神秘、不为人知，对于后人是如此；对于时人，亦是如此。就连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特科福将”陈养山，也是在1936年中央特科解散一年后，才知道他所工作的部门名叫中央特科。保密工作做得如此滴水不漏，难怪中央特科能够成为敌闻之丧胆、党以之为荣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

　　随着1927年“7·15”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挽救中国革命，8月1日，周恩来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中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为党建立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统一了思想认识。

　　10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增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担负起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自党中央迁回上海以来，国民党特务警探勾结帝国主义在租界豢养的巡捕和叛党分子，共同缉捕党的负责人和党团员、工人领袖。每周都有人被捕被杀，曾与周恩来一起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就因叛徒出卖遭到杀害。

　　更为严峻的是，“4·12”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一号令，叫嚣“从今起一年中一定要打倒共产党”。为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陈立夫整合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建立了现代中国最早最完备最凶残的特务机关，成为“中统”的前身，以清理整肃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分化瓦解地方势力、侦缉捕杀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团体、革命群众为己任。调查科以蒋党马前卒、反共急先锋自居，越来越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为“真正内容”。为此，特别增设了以徐恩曾为首的特务组开展对共谍报，并伺机打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实施窃密、策反、破坏。

　　鉴于日益严峻的敌情形势，总结以往经验教训，11月，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抗击敌人的迫害；深入敌人的党、政、警、宪、特机关，刺探情报，肃清内奸，有效粉碎敌人破坏共产党的阴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原武汉中央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陆续建立健全起来，形成了组织完善、纪律严明、行动果敢、分工明确的鲜明特点。中央特科先后设立了一科总务科，主要负责保卫中央安全、设立秘密联络点、安排重大会议、营救同志、保存中央文件等工作；二科情报科，是专为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而设；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专门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交通科，成立后很快改称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通过地下电台手段，为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苏区红军以及共产国际沟通提供保障。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后，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一个关于中央特科工作的提纲，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即第一个任务是搞情报，第二个任务是惩处叛徒，第三个任务是筹款等各种其他特殊任务；一个不准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这就将中央特科及党以后的情报保卫机构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为实行其法西斯统治而建立的毫无底线的特务机构作了本质上的区别。

　　1929年12月，徐恩曾按照蒋介石、陈氏二兄弟的授意，抓紧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却成为中央特科打入敌人心脏的绝佳契机。1928年夏，钱壮飞考取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这个实际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并靠着自己的过人才能和对徐恩曾的“忠诚”，极获徐的赏识，甚至拿到了徐随身密藏的密码本。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中央特科派李克农、胡底于12月先后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与钱壮飞一起，组成了由李克农任组长的三人情报小组，上演着谍中谍的真实戏码。三人情报小组凭着徐恩曾的信任，不但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反动派重要军政情报，更利用李克农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的良机，录取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要害部门安插了不少“钉子”。徐恩曾根本想不到，自己费尽心机组建的以反共为要务的特务机构，从一开始就被打入了共产党的“楔子”。

　　从此，党的隐蔽战线斗争迎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中央特科时期。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中央特科在八年隐蔽斗争中创下十大第一：成为第一个专职情报保卫机构；建立第一个打入敌谍报部门最核心层的工作小组“龙潭三杰”；创建第一条地下交通线连接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建立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设立并保卫第一个中央文件存放库；研制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亲自编制第一份密电码“豪密”；第一次成功转移中央机关化解顾顺章叛变危机；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第一次公开镇压大叛徒（处决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中央特科培养和造就了李克农、陈养山等一大批在此后隐蔽战线斗争中功勋卓著的杰出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成员的三人情报小组。除了上述功绩以外，中央特科还为苏区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服务，更是在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时，及时化解了对上海党中央几乎造成的“灭顶之灾”。多年以后，周恩来还深情地回忆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毛泽东也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1931年至1933年，王明、周恩来、博古、陈云陆续离开上海，中共中央从此结束了在上海领导全党英勇斗争长达10多年的历史。以徐恩曾为首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加紧了对上海地下党的破坏活动。同时，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彻底破坏，中央特科也遭受极大打击。1935年8月26日，最后一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接到王明和康生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上海目前不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于是解散了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特科，将相关人员撤往天津。

　　徐恩曾之流为“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总崩溃”和“红队队员的全数被捕”而欢呼，却未曾想到，中央特科当初打入的不少依然没有暴露的“楔子”，此时开始蛰伏以待“春风”。中央特科埋下的火种犹在，中央特科创造的精神永存，并将传递给此后党的隐蔽战线前赴后继的英雄们。

　　《孙子兵法·用间篇》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以其超凡的仁义、智慧、才干，创建并领导了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8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指出：1927年至1935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

　　燎原：党的隐蔽战线斗争的发展

　　战事如弈棋，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一经中央特科开了个好局，此后的发展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建设下，虽经百折千回，却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央苏区时期，党先后成立了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工作，对配合工农红军胜利粉碎反“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纯洁红军队伍作出了特殊贡献。特别是长征途中，依靠自制和缴获的电台，红军及时获取敌人电报，使中央指挥机关及时掌握了敌军事部署，“四渡赤水出奇兵”，有效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类奇迹。毛泽东称赞说“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是党的隐蔽战线的第二个高光时刻。

　　第三个高光时刻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烽火，日本侵略者、汪精卫日伪政权、蒋介石反动当局开展特务活动猖獗一时。党的隐蔽战线要同时面对日本“特高课”、日伪“76号”以及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开展斗争。为坚决打赢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线的斗争，党先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研究局和中央情报部，隐蔽战线斗争更趋成熟，走上专业化发展之路。情报保卫工作获取了大量日伪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配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党的隐蔽战线有被誉为“龙潭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情报小组；有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被誉为“扼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等等。特别是，通过阎宝航、潘汉年、中西功等同志所获情报，党中央及时向苏联提供了德军进攻准确日期，并通过国民党蒋介石及时向美国预警日本军队袭击美国的信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评价“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我情工人员潜伏于国民党指挥系统，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重要军政战略情报，确保我党我军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三大战役、北平和平解放、渡江战役的背后，无不活跃着我情工人员的身影。特别是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周恩来亲自领导在国民党军队埋下许多“闲棋冷子”，适机投诚起义，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指出，这段时期，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后，不甘心失败，妄图重整旗鼓，通过“彻底与共党斗争”，“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为此，他重建专门机关，大肆实施对大陆的间谍破坏活动。我中央社会部、公安部等情报保卫部门，坚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深挖敌特潜伏组织、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稳定良好社会秩序，先后粉碎了敌特针对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出访苏联、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等重大活动的破坏阴谋。

　　这个时期，台湾发生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由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导致中共台湾省工委会遭受成立以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与我党有关的1800多人被捕，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在国民党国防部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曦(吴石副官)以及发展吴石入党的地下党员朱枫纷纷被捕并惨遭杀害，留下一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史诗。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作为新的隐蔽战线专门机关，继承了隐蔽战线前辈“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的伟大革命精神，继承了“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己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的隐蔽战线特质，有效履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日新：隐蔽战线护航伟大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机关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担当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启新征程，履行新使命，为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隐蔽战线的磅礴力量。

　　95年前黄浦江那一只小舢板，已然发生了鲲鹏之变，化而为一艘巨轮，驶向前方那时而波澜不惊，时而阴风怒号的世界海洋。

　　主要参考文献：

　　1.《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穆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隐蔽战线春秋书系——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开诚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3.《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