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理性看待南北差距，用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方比较优势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陆铭
一段时间以来，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热烈讨论。“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声音层出不穷。那么，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区域经济出现“分化”究竟有怎样的背景？研究发现，南北差距事实上被夸大了。所谓的南北差距，不过是沿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如2020年前三季度，进入到GDP总量排名前十名单的9个南方城市中，大多都是沿长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但如果将前十名单中的沿长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临近上海的杭州和苏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发现，南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南北差距形成是自然及人文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开放的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即深度加入全球化。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就是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配合内河航运。这是地理及技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地理方面，中国与北美、南美、日韩以及有些东南亚国家等大多没有陆上运输线；在技术方面，海运运输成本往往远低于陆上运输成本。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所谓的“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不过是南方城市沿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在大船时代，长江是中国唯一一条能够走大船的河流。珠江流域也仅仅珠江口几个城市能够借助航运条件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北方，有些海港冬天结冰，不结冰的港口又缺乏内河航运配合，局限了制造业的腹地。
一个地方距离沿海大港口的远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实际情况来看，离大港口越远的城市，其GDP规模往往就越小。而就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这一个变量，对中国城市之间GDP规模的解释力超过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而这还是在国家大力扶持中西部和东北发展的情况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和华北拥有中国最强大的制造业，那时海港条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像改革开放之后那么重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巨大的调整。东南沿江沿海地区更加适合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一些大城市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优势，由此形成了新的区域发展格局。
当然，在看到南北方自然条件差异的同时，客观来讲，在人文方面，市场化的水平、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南方也比北方更好一些，改革的脚步也比北方更快一些。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强干预，市场规则和市场意识相对不强。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人员的流动，加快进行改革。近年来，不少南方省份的干部被调往北方去任职，有效地促进了北方体制的改革，给营商环境带去了积极变化。
在改革的过程中，法治环境的建设也很重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在投融资、企业发展、破产清算以及出现市场纠纷的时候，如果能够依赖法治去解决矛盾，那么营商环境就会得到有效改善。
发展是否平衡，关键要看各地区人均GDP等指标的差距
加入全球化对我国整个区域发展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看到客观条件的差异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说，通过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扶持改变区域经济格局，即对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地方，需要给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否则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很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在过去十多年，一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人口流出地）违背经济规律和自身比较优势，建设了大量闲置的工业园、新城和基础设施，结果不仅投资效率不理想，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债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的例子，值得反思。美国底特律就曾经在产业衰落的时候，以为通过加大投资就可以扭转局面，于是新建了很多公共工程，但人口还在持续流出，最后底特律政府债务缠身，走向了破产。因此，更应该采取的措施是：让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优势，从而为全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作出更大贡献；让地理自然条件不够好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
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地方经济最重要的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除了经济指标以外，从发展的综合角度来讲，还应考虑健康、教育、环境、收入差距等各个方面。发展是否平衡，关键不是要看地区之间GDP总量的差距，而要看人均GDP等指标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有大量的人口向南迁移。这个过程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果最终可以达到南方的经济所占比重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大致相当的状态，那么，经济的集聚和区域间平衡就不矛盾，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道路。
随着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逐步破除，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中国各地区的差距其实正在慢慢缩小。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比较高，但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房价等生活成本也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环境质量比较好，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因此，综合来讲，其实全国各地生活质量差异还会小于人均GDP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果。
总而言之，看待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能用经济的总量来“论英雄”，而应该更多地去看到人均的发展水平，包括生活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等等。从国家发展来看，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让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口能够更顺畅地流动到个体认为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地方；另一方面政策应更着眼于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
地理比较劣势地区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
外向型经济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外向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是一部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对于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条件的地区，比如海港条件不好的内陆地区，建议从以下几点寻找发展的比较优势：
首先，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广大的市场上有很多服务于内需的产业。例如，有些制造业是专门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且并不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可以在中西部的城市得到发展。旅游等服务业，可以在东北地区得到良好发展。东北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涵养区，这是发展旅游的机会。如果没有疫情，中国每年有很多游客去日本北海道旅游。在疫情冲击之下，国际旅游基本停摆，而在中国国内，最有可能与日本北海道竞争的就是东北，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完全可能建成夏季避暑看花，而冬季滑雪赏冰的旅游胜地；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可以更大力度去发展农业；在畜牧业（包括养猪）等产业上，也可以不断扩大东北地区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规模。
第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有一些产品并不是通过轮船来运输的，适合内陆经济。笔者强调海港的运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是依赖于海运加内河运输的。但其实有些制造业的产品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海运，比如说像电脑芯片这样一些附加值高但是体积很小的产品，是用空运来完成的；软件业、游戏产业等“数字＋”行业，其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网络传输，不需要通过轮船和铁路。这些对内陆大城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在这方面，像成都、西安这些中西部城市就发展得不错。
第三，有些中西部和东北城市还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发展优势。比如一些“大国重器”行业，到现在沈阳、哈尔滨等仍然是在中国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区，这些优势可以进一步保持和发扬光大。未来还可以考虑将军工的一些技术转民用，获取新的发展机遇。
第四，中国中西部一些大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雄厚，比如武汉、西安、成都和重庆。这些高等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借助于产学研合作，更多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机遇。
当然，区域经济的发展转型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在产业转型中有很多跟中国当下类似的经历。
比较成功的一种情况就是实现产业转型，像美国匹兹堡，成功从一个钢铁城市变成了现代科技和教育非常发达的城市。中国有一些北方地区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比如沈阳和哈尔滨，本来教育资源就不错，加上“大国重器”产业的布局，如果努力，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科技产业集聚的地方。
在另外一些城市，当产业在国家整体经济的占比逐渐缩小，或者是重工业失去竞争力，或者是资源枯竭的时候，人口适度流出本身也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除了少数中西部大城市周围主要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以外，更多的内陆地方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人口的适度流出同样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或者人均产出，也即可以变相提高人均发展水平。因此，人口流出并不绝对是问题，还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方面，流出的人口一定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才会流出。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口流出的同时，留下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可以提高，所以不要对人口流出的现象出现太负面的恐慌心理。在人口流出时，产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源不足等问题，可以在整个国家经济“做大蛋糕”的背景下，通过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来解决。
总地来说，每一个地方条件不同，要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管是哪个地方，发展合适自己的产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都是在为国家整体的发展作贡献，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也能在此过程中获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