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抗美援朝”：《传记文学》10月号新刊推出封面专题“战争与和平”

新刊预告 |《传记文学》2020年第10期总第365期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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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韩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2020年9月27日，运载117名英烈遗骸的编号01的运20专机降落沈阳。英烈回家了，他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70年前，他们跨过鸭绿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三年时间，从长津湖、上甘岭到龙源里，他们以血肉之躯诠释了新中国军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形象。三年时间，他们尽管武器装备落后，吃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可最后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打到谈判桌上来。在这场书写了豪情与勇气的战争中，数万将士长眠异国他乡，对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痛。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也有一个最美的称谓：“最可爱的人”！

文艺也从未缺席这场战争。几乎与战争同步，中国文学艺术界以笔为武器开展了另一场“抗美援朝”。其中仅在战争期间，中国文联、志愿军总政治部多次组织作家、艺术家赴朝开展慰问、采访和创作活动。一般而言，即时性描写战争进程的文学创作最初一定是以简短的通讯、诗歌、短篇小说为主，而从整体上看，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在彼时语境中，自然也就有了充足的合理性。待到战后，主题表达向度上的总结与反思以及审美形式营构上的丰富与多元往往会成为主流或主调。我国的抗美援朝文艺创作也大体延续这一规律与路径。无论战中还是战后几年内，文学创作中的赞歌模式以及由此而不断生成的对于家国主题、英雄主义和崇高意识的表达，作为创作中的绝对主流凸显其在“国家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中美之间在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悬殊，注定了为“保家卫国”而被迫出兵朝鲜的志愿军，在具体地面战争中要遭受远大于对方的巨大牺牲。几乎每一次攻坚、突围、阻击，中国军人都以超出极限的勇敢、巨大牺牲和史无前例的悲壮来定格一段历史。从长津湖战役中被冻成冰雕的阻击（“冰雕连”），到上甘岭战役中成建制阵亡的某排战士，从二次战役中松骨峰上打至最后的肉搏战，到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的壮烈牺牲，都在充分表明一个事实，即朝鲜战争的残酷远超一般人想象，它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对于人与战争关系从具象到本质的更深层审视与思考，也激起了人们对内在于其中的“人”的本质与潜能的再认识。20世纪50年代，由随军记者与文学名家为主力军所组成的这支文艺队伍，其核心要义是以典型战事、典型人物、典型故事为主抓手，旨在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灵魂所在，并以此为“武器”加入到讨伐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阵营中。对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勇敢与牺牲精神的文学表达，是抗美援朝文艺创作核心主题。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此类文艺创作大都洋溢着一种雄伟、庄严、乐观、高昂的艺术风格，其书写对象毫无例外地大都指向志愿军军队和军人，并从中表达对美帝霸权主义的无尽憎恨和对新中国及子弟兵们的无限崇敬。而从主题实践向度来看，中国传统的美善情怀和爱国精神，战争环境下由尖锐冲突所生成的生命意志力（特别是悲壮之美、牺牲精神），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被作家们以虔诚之笔融入文本中，从而在整体上生成一种那个时代文学所特有的文本格调—— 一种以家国情怀为中心的、超越个体担当型的崇高美。其中，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电影《上甘岭》、歌曲《我的祖国》为代表的一批抗美援朝文艺作品聚焦战争环境中的典型事件、人物及其互联关系，表现出了足以感染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向内深度指涉的而向外又大幅拓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已成历史，但抗美援朝文艺永不过时。其中，电影 《上甘岭》至今依然备受国人喜爱，电影插曲《我的祖国》在今天依然在大江南北传唱。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作为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两部文艺作品，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所焕发出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再次将“何谓经典”、“经典何为”的问答诠释得淋漓尽致。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重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文学表达的遗产价值、伟大意义，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刊2020年第10期特别推出“封面专题”《战争与和平》，邀请张艳庭、杨庆华两位学者分别对抗美援朝文艺、电影《上甘岭》拍摄过程作细致梳理，邀请周长行、刘欣欣、顾人杰三位学者分别讲述乔羽、刘炽、郭兰英作词、谱曲、演唱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以此纪念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回望70年前，上甘岭精神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今天，中国力量已然成为一种积极奋发精神的代名词。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崇尚正义，珍爱和平，我们将一如既往！

电影《上甘岭》拍摄前后

/ 杨庆华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甘岭》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故事片。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这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尚未完成后期制作，这首歌曲就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作家王蒙回忆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1956年，那时我22岁，还在做共青团的工作。因为我那时还没看过《上甘岭》的电影，以为那种残酷的战争场面和一条大河相当抒情优美的调子好像不太会联系到一块儿。”

  “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 ——《我的祖国》诞生记

 / 刘欣欣

刘炽（1921-1998），抗战救国时期脱颖而出的红军少年作曲家。在60年的作曲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经久流传的经典作品。代表作主要有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祖国颂》、交响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翻身道情》、大合唱作品《边疆战士大合唱》之《新疆好》、中国经典歌剧作品《阿诗玛》（全剧）、原双人舞音乐（《牧童与村姑》）后成为竹笛经典独奏作品的《牧笛》，等等。这些歌曲以优美动人、气势磅礴的旋律，不仅深深打动并强烈震撼着祖国几代人的心灵，还以卓越的艺术创造力，特别建构起“大美、优美、健美”的中国旋律体系，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国词人”乔羽

/ 周长行

在当代著名词作家乔羽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1000多首歌词，其中《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爱我中华》《难忘今宵》《人说山西好风光》《牡丹之歌》《夕阳红》《思念》等名词佳作，立意深远，韵味绵长，集地气、人脉、国魂于一体，开一代歌词新风，以其久唱不衰、家喻户晓的举国影响力，赢得首屈一指的“大国词人”地位。有趣的是，乔羽流传很广很久的歌曾经大都是电影主题曲或春节晚会压轴曲，有的电影或晚会已经被人们淡忘，可由他作词的歌依然经典流传，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难忘今宵》《思念》等等。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为祖国而歌唱

/ 顾仁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的祖国》不仅仅是一首属于过往记忆中的歌曲，当它在今天被唱响的时候，依旧蕴含着深刻的情感。曾经有人问及作词者乔羽先生，为什么以长江为对象的歌词不直接写成“万里长江波浪宽”呢？乔羽回答说：“每个人的家门口都会有一条河，这样更能联系起他们的情感。”数十年过后，这个答案或许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每个时代的中国人家门口都有一条河，《我的祖国》所串联的，绝不只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而已。

《我的祖国》这一首充满炽热爱国情感的歌曲应该由谁来演唱呢？这个问题让沙蒙导演颇为困扰，他曾经找了很多歌手来试唱，但始终觉得没能唱出这首歌应该有的情感。一首在数十年间，联接数亿中国人内心深处情感的歌曲，必然是歌词、歌曲和演唱者之间具有深入的融合。词曲之间所含有的热烈情感，如果在演唱者身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回馈，这首歌也难以得到广泛的传唱。那么，最终把这首歌唱入我们记忆之中的人是谁呢？她就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

基于身份、民族与国家的认同：

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文艺创作

/ 张艳庭

抗美援朝文艺创作是伴随抗美援朝战争而产生的，以战争期间的1950—1953年为其高潮阶段。战争结束后，此类题材创作依然在延续，直至60年代，都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延伸。新时期后，抗美援朝主题的文艺创作依然在进行，但已与五六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文艺创作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管是社会历史背景、文艺制度还是意识形态特征都有其独特之处。

主编 / 斯日

副主编 / 王巨川

副主编 / 胡仰曦

设计部主任 / 郭卉

编辑 / 张元珂  黄若天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