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理、事、情”

文化观察

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理、事、情”

王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6月08日 02 版）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下称《杜甫》）引起不少国内观众特别是青年网友的热烈关切，该片主持人和导演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他深度参与的其他作品如《中华的故事》《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等此前同样被国人追捧和喜爱。

要找到能够相互感知和理解的“共通性”

杜甫的诗歌及其精神世界在中华文明中历经千余年依然熠熠生辉，但是如何让西方观众对他们陌生的诗人同样感兴趣？并且让中西方观众同时欣赏和喜欢？伍德有自己的理解。

一个人的故事、情感和心灵世界，往往具有跨时空的共通性。中西文化某些方面能够实现共通，也在于其间的“理，事，情”。杜甫的伟大，在于其传世诗歌的形式之美，还在于他具备打动观众的那种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能在不同文化中流转的“共通性”内容，即对生命疾苦的关注——是生命受困之时的坚韧和达观，是在自然和天地中感受到的沉郁和壮阔之美。杜甫一生随唐王朝兴衰而起伏颠沛，但是，他对国家的情意、对妻子的爱意、对孩子的歉意、对朋友的诚意，这是人心最根本的共通之“理”。这个“理”，不会因为肤色、人种、民族、国家的差异就有所不同。

杜甫一生所为之事，大多是在困顿中坚持、于险阻中奔波、在无望中努力，他的诗歌中始终充满了对人间疾苦的关切，对山河的热爱，对家国的心愿，虽沉郁凝重，但神思飞扬，创造了一个自由且丰沛的情感世界。

因而，杜甫既活在历史中，也活在当下；既活在中国，也活在世界。伍德是在讲杜甫的故事，也是在讲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要带着“温情和敬意”走进他者的文化

钱穆先生曾主张用“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细致观摩《杜甫》和《中华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我们足以感受到这种“温情和敬意”。伍德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让中国观众感觉到——尽管是外国人制作的——这部纪录片是真实的，这是他们最喜欢的诗人的肖像，他们会赞同也会感到舒服，就像《中华的故事》一样。

如果制作一部关于外国文化的电影，而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觉得这部电影不符合他们的感情，也不能触动他们的心灵，那么整个事情就毫无意义了。《杜甫》及《中华的故事》，其视角、态度和话语，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他者”对“自我”文化的尊敬和温情，也体会到一种友善和真诚。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温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丽和伟大，比如，在成都的杜甫草堂，小女孩背诵杜甫的诗歌，就很好地传递了这种温暖，以及古老故事在现实中国的传颂。

伍德认为，虽然大多数人是通过翻译来阅读世界上伟大的诗歌，这比不上通过母语的阅读，尤其像杜甫这样在语言、节奏和典故层次上如此成熟、丰富的诗人，但是，伟大的诗人能在不同文化间产生共鸣，他诗歌中的人类心灵世界，在英语文化中同样非常强烈，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兵车行》。

选择合适、恰切的讲述方式和结构

《杜甫》及此前的《中华的故事》都选择了把旅行、生活文化、风景和遇见与讲故事的人融合在一起。伍德像一个寻访者，踩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在现实与古老并行的路上，用脚步、心思和目光去丈量、打量和思量中华文化的模样，在中国当代探寻古代中国的文化价值。

通过杜甫当年的实际旅行来跟踪杜甫的生活故事。在《杜甫》中，伍德从洛阳到西安，从奉先一直到成都，顺流而下到白帝城，再到长沙和平江。在实地行走的过程中，切身感知杜甫一生的行走，历史就此铺展开来，人物从史书中跃然而出。对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寻访之旅，必须是语境化的，如果不能在长出一种文明的土壤中去发现其适宜性和必然性，就无法知晓其文明为何以某种特定形式展示出来。

无论是“他者”视角下的中国题材纪录片，还是我们关于中国故事的自我叙述，找到可以融通中西方观众的“理、事、情”，以及合适的讲述者和讲述方式，并以温情、平等和敬意之心来对待，都是优秀中华文化如何实现全球有效传播需要思考的问题。伍德说，自从数年前的《中华的故事》开始，他一直非常热衷于拍摄一些客观并且积极描述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电影（纪录片），所以才有纪录片《杜甫》的诞生，而伍德拍摄系列中国题材纪录片持续受到热烈欢迎的秘密，或许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