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蔡昉陆铭张宇燕建言“十四五”发展
聚焦“十四五”，听听专家们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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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1日 07版）
山东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南北两岸灯火辉煌，车来船往，作业繁忙，一派欣欣向荣的劳动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村民在抢收水稻。邱洪斌摄/光明图片
【经济界面】
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如何在这新的五年里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期特邀前不久在经济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言的四位经济学家，为“十四五”时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建言献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深化改革消除“流动中梗阻”
“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动荡的风险较大，我国国内经济处在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保持各方面合理健康的比例关系，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国际经济活动严重萎缩，个别国家对我国经济进行恶意打压，由此可能使得我国“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同时，疫情导致国际上形成了“分散供应链”的需求，由此带来的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也会对我国产生一定冲击。
面对这些挑战，一方面，我国要高举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大旗，修复被破坏的国际贸易体系，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既扩大出口，也增加进口，进一步缩小贸易顺差；同时要利用我国经济“一枝独秀”和经营环境不断改善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吸引外资，结成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要用好金融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基本稳定，防止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在进一步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的同时防范国际金融动荡风险。
对于大国经济来说，扩大国内需求至关重要。我国将在“十三五”期间消除贫困、扩大就业，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14亿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一万美元的水平，为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消除各种“梗阻”，让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顺畅循环；消费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把满足需求的各方面供给能力充分调动起来。同时，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水平，他们的需求是国内市场稳定扩大的基础。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推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当前消费。
同时，要完善互联网金融管理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在扩大消费信贷方面的作用。继续鼓励电商平台的有序发展，降低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既扩大消费，又抑制通胀。要继续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在保持内需平稳增长上的支撑作用；用好较大规模的国民储蓄，为未来的长期发展打好基础。城市化进程是扩大国内市场的重要环节，要在“十四五”期间使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都市群的建设初具规模，并在国内外两个大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成功防止了经济上大的波动，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或严重的经济失衡。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防止经济波动首先要防止经济过热、防止出现泡沫、防止过度投机、防止杠杆率过高。在“十四五”期间，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要密切关注各个市场、各个产业以及宏观整体的各种比例关系，防止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的债务率要保持在合理区间。激发增长潜力，要以不出现经济过热，各种主要经济比例关系保持均衡为前提和约束条件。资本市场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监管制度，防止过度投机。住房市场要尽快完善有利于实现“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在此前提下逐步取消各种行政限制手段，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及时调整，既防过热也防过冷，保持总供求的动态平衡。
由农牧业、制造业和除金融服务业之外的各类生产与生活服务业所构成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部分。制造业的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各国都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采取措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当下，我们更要采取正确和必要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制造业发展，特别是那些我们还存在大量短板的中高端制造业。同时要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要“驱赶”、排斥市场上仍有需求、能够创造就业的各类制造业的发展。要使我们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一步“下沉”、落地，更有针对性地促进实业的发展，确保在“十四五”期间制造业的比重基本稳定、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有所提高。
（本报记者 温源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蔡昉：
保持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十四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世界银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大约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000余美元。按照我国目前的潜在增长能力，“十四五”期间跨过这个门槛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应该以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直接目标，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发展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
增加收入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必然要求。1978年至2019年期间，以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24.3倍。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我国仍然有望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9%，实现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充分认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都具体体现于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此，保持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应该在“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部署中占有重要地位。
增加居民收入也是创造和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居民消费需求具有巨大的潜力，也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关键，需要以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步伐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时期的同步性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GDP增长领先于居民收入增长；本世纪以来，两者的同步性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GDP的增长。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健康合理区间，只要保持这个同步关系，居民收入就可以实现期望的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平和效率都有要求，两者之间却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践行新发展理念和转变发展方式将促进两者的有机统一。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转变既有共享发展的目标要求，也有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的途径要求。创新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需要在一个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进行。只有社会政策能够充分托底，并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不因部分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而受影响，这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才是积极而有效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社会支出与GDP比率（体现社会保护水平）和劳均GDP（即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有利于消除优胜劣汰的后顾之忧，提高企业效率和社会生产率。
提高人民福祉是长期的、没有终点的任务，既需要以只争朝夕的节奏，按照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求尽力而为，也要着眼于特定发展阶段的国情特点，量力而行和持之以恒，保持收入提高的可持续性；既要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使人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增加劳动收入，也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把收入提高建立在更扎实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
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低收入状况和贫困面貌，城乡居民先后进入温饱阶段和基本实现小康社会阶段，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便是消除了城乡的绝对贫困现象，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在2035年把人民生活提升到一个更加丰裕的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邱玥整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陆铭：
促进各生产要素合理高效集聚
随着“十四五”即将开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着手制定相应的规划。在实践中，如果没有对于未来城市人口的科学理解和预测，既有可能在人口流入地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不足，限制城市的发展，又有可能在人口流出地造成公共投资过度等问题，令城市背上沉重的负担。
对城乡人口的规划误区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都是由整个国家的人口空间分布决定的。但在现实中，人口规划一般以城市管辖范围为界，从而忽视了城市体系的客观规律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在国家层面，曾经对于城市间人口规模的差异缺乏科学的理解，从而希望人口较均匀地分布，使得城市发展的政策难以跟上经济规律所主导的人口迁移。第三，在地方层面，人口流出地有扩大本地人口规模的动机，而人口流入地则担心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城市病，以及流入人口对于公共服务资源的分摊。
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平衡发展并不矛盾。一方面，在规模经济效应的驱动下，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结果是城乡地区间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趋同。具体来说，当区域间存在收入差距时，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得欠发达地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如土地、矿产等）提高，从而推动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发达地区因为人口流入，使得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工资上升速度放缓。在这两种效果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会导致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而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又会削弱人口流动的动力，最终地区间人均收入和各城市的人口规模都达到“空间均衡”的状态。
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均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高效集聚，同时也实现了城区和区域间的人均GDP和生活质量的平衡。相比之下，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数据显示，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在国际上，人口越多的国家，其大城市（或都市圈）人口规模越大。相比之下，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存在人口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城乡和地区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仍然较大。
为了顺应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减少我国当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第一，加快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我国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的户籍制度已经全面放开，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仍有所保留。在“十四五”期间，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应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建议大城市降低落户门槛，以实际居住和就业的年限为主要标准作为落户条件。特别是对于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超过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要加快落户进程。
第二，打破行政边界，围绕中心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圈。首先，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破除城市土地利用的边界束缚，加强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在公路和轨道交通连接等方面的合作，同时着重开发轨道交通沿线地带，形成都市圈范围内网络状的高效率的空间发展状态。其次，要强化大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资源整合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中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紧密连接、共同发展的态势。
第三，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转变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考核方式，建立以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主的考核体系。欠发达地区要立足本地的比较优势，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等产业。随着人口逐步流出，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在人口流出地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最后，发达地区特别是特大、超大城市要提高对人口流入的科学认识，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优化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与布局，适应人口增长态势，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本报记者 温源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宇燕：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强动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我国将面对更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有多年发展积蓄的宝贵优势，也有各项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的艰巨任务。这些因素既为我国今后五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如何深刻认识并把握新变化，顺应大势实现转危为机、危中寻机，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应对的重要课题。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未来五年，我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鉴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发展动力更多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绩效和政策选择。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经济自身禀赋有效配置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愈加强劲。
我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经济发展稳定向好，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具备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多方有利条件。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信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全面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改革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大更优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新目标的动力源泉。今天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创新去大胆探索，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十四五”时期，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新能力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短板弱项等都需要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去一一解决。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而是打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很多人对全球化有疑虑，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但是应该看到，世界经济已经深度依存与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大势所趋。“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顺利通过当前所处的崎岖阶段。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途径之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动更多国家更大规模的开放，在开放中推动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基础上，把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两个市场之间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动力更强的良性互动。
需要强调的是，越开放、越发展，越要注重安全。在实现高水平开放中确保国家安全，已成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基本内涵。“十四五”时期，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切实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本报记者 温源整理）
《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日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