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传》（杨新英）《核电垦荒牛》
“那个时候讲彭部长为广东核电的筹建呕心沥血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双眼因天天熬夜而成天布满了血丝，他除了要应酬世界上那些闻风而至的供货商、工程公司外，还要为选址扩大筹建办的负责人员，要确定与香港中电合营谈判，要与主要的法、德供货商商谈，同时还要将一些重大问题带到北京向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汇报。当时飞机很少，广州、蛇口因缺电而经常停电，有时从广州白云机场直奔蛇口，从蛇口直奔广州白云机场，要乘坐的汽车，必经东莞之路还要过轮渡，开车跑一趟需要6-7个小时；有时甚至10多个小时。那时，我陪同彭部长往返北京，看到他那十分劳累、神情恍惚的样子，我总是担心地说:‘您每天总这么辛苦，身体会吃不消的，还是多休息休息吧。’他却一笑置之道:‘这辛苦算什么？如果核电站早日建成，那就太值了！你看看我们一路一片漆黑，如果核电站建成了，那不就一大片光明了吗？大家要开心啊！’”历历往事深深印在郭天觉的心里，久久挥之不去。
紧接着，彭士禄做出了对大亚湾核电站成立合同谈判队伍的重大决定。随后，兵分两路，一路派筹建处人员直接负责并组织核岛、常规岛和辅助系统三大合同谈判；另一路派广东电力局组织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进行合营合同谈判。双管齐下，互相推动。广东核电筹建班子越来越大，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块改革开放初期的圣地——深圳，为尽快建成我国内地第一座商用核电站而努力。
《朱光亚传》（奚启新）《不寻常的推荐》
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百科编审室副主任的宋炳寰回忆说:
当年，为了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刘杰为团长的中国原子能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朱光亚作为这个代表团的10名科学顾问之一，于1956年4月初到达莫斯科。
在与苏方正式谈判之前，朱光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在莫斯科、基辅等地参观了许多研究所、高等院校和工厂，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增加有关核科学技术方面的感性知识。每到一处，朱光亚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解，仔细观看，对没听得十分清楚的地方和自己思考到的一些问题，很虛心地向苏方求教，还认真地做笔记。每天晚上，在参加完代表团的碰头会以后，他还在住所仔细回顾、深入思考当天的学习收获，并整理当天做的笔记。
在参观、学习告一段落后，代表团同苏联科学家讨论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科学规划和加速器类型的选择问题，朱光亚还与代表团的科学顾问们一起参加了相关商谈。
在苏联期间，通过学术交谈，朱光亚的求知欲给年逾花甲的苏联物理学家H.E.塔姆院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朱光亚是一位有头脑、有才华的科学家。塔姆院士曾在1937年与苏联物理学家N.M.弗兰克，共同对苏联物理学家切伦科夫于1934年发现的高速带电粒子在透明物质中传递时放出蓝光的现象做出了理论解释，3人共同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钱三强及九局党组立即把加弗里诺夫的建议向二机部党组作了汇报。部党组很重视，指示九局要将朱光亚调来，但朱光亚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不放，几经协商，在钱三强等部领导做工作的情况下，才勉强松口，但不同意转关系，并提出“让朱光亚在两个单位同时挂职，每星期在两家各工作3天”。
时任核武器研究所秘书的胡干达回忆说：
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所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先过来工作，关系可以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可以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许多时候，星期三根本回不去。
就这样，朱光亚的工作重心，先是两边兼顾，后来就渐渐以核武器研究所为主，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成为核武器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科研主心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