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旧址“枪战弹孔”
西安事变旧址五间厅
张学良公馆全景 西安事变纪念馆供图
当周恩来急匆匆赶到机场时，载着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同机陪同的则是刚刚在这里搅起巨大风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点，张学良飞离古城，却将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留在这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场惊天动地的“兵谏”，成为1936年西安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14天。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晚，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张学良再次通电时，依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尽管当天，中共中央已先后两次收到张关于“兵谏”发动的电报，但这一惊天巨变还是太令人吃惊！
毕竟到此时，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正式接触只是这一年内的事。一年前的1935年，双方还是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此同时，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
红军能否在陕北生存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张学良东北军的“围剿”。从当年10月起，红军先后发起3次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三大战役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东北军则损失了将近3个师。
尤其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在陕北稳稳地站住了脚。被红军优待的东北军俘虏，返回后则积极宣传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已属无望”。他开始想办法和红军接触，力图停战自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党史专家、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说，这些发生在1935年年底的事，都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月，经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的主动联络，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见到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驾机飞来的张学良。2月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两军互不侵犯等三项口头谅解。3月5日，李克农又和再次驾机飞抵洛川的张学良，达成双方负责人尽快在肤施（今延安）见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约定。
在此期间，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电台联系也建立起来，身处前线的彭德怀和王以哲之间可以就军事问题直接联系。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相会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34岁留小胡子的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38岁留大胡子的周恩来。
袁武振教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双方长谈了6个多小时，初步达成共产党在外“逼蒋”、张学良在内“劝蒋”的共识。从这次会谈起，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张学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再次在延安会谈。此次所谈比上次大有深入，包括西北大联合，两军协调行动，联合其他军阀等问题。
与此同时，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也积极进行。1935年年底毛泽东派汪峰见杨虎城时，双方曾订立过通商和交通的口头协议。1936年6月后，当杨虎城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介石收买”后，彻底意识到蒋对自己包藏的祸心，他和中共联络的步伐随之加快。
8月下旬和9月上旬，杨虎城在西安先后会见了潘汉年和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张文彬随后作为中共代表派驻杨部，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
张、杨在分别与中共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及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也逐渐消除隔阂，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到1936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即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并协助张、杨改造军队，共同为抗日做准备。
由此，进入1936年秋天后，在陕西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并正积极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
袁武振教授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逼迫，1936年秋冬在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也肯定会发生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最终会演变到“扣蒋”这样的剧烈。
“先抓起来再说”
1936年冬，蒋介石先后两次驾临西安，一次在10月，一次在12月。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说，蒋介石10月西安之行的目的是力挽西北“每况愈下”之局势，完成彻底消灭“共匪”之大志。
10月2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当天下午又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声称“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不愿“剿共”的张学良，曾在华清池提出“停止内战，率众抗日”的主张，却遭到蒋的喝斥。石八民主任说，共同的抗战诉求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人对蒋的怨言越来越多，在联合“劝蒋”等方面有了更多共识。
12月5日，蒋在华清池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要么服从“剿共命令”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要么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和福建，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进剿。
蒋介石的最后摊牌，给了张、杨强烈“震慑”。
石八民主任说，这把与红军已达成停战协定的张、杨逼到了绝路上。如果不遵蒋的指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必须调离陕甘，中央军就开进陕西，不仅与红军的“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将被分化、瓦解。
因无法接受蒋介石给的两条路，张、杨试图继续“劝蒋”抗日。
12月7日上午，张学良到华清池想以至诚感动说服蒋，结果两人发生激烈争论。蒋拍案“训斥”张：“现在你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当天下午，张给中共中央去电，电邀叶剑英火速来西安“有要事待商”。但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从电文中读懂张的用意，直到10日才复电告知，叶剑英要15日才到西安。因此，张学良在“兵谏”发生之前，没能和中共中央实现协商。
12月8日上午，在张学良的建议下，杨虎城也到华清池行辕劝蒋，但亦未果。
最激烈的一天发生在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万余学生在城内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又向临潼进发。蒋电令张学良加以阻止，如果学生不听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赶来劝阻学生。之后，再赴临潼面蒋，痛切陈词，却遭到蒋的臭骂，二人之间争吵激烈。
石八民主任说，早在12月8日，张、杨之间已经沟通过“兵谏”“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到12月9日晚最后一次“苦谏”“哭谏”失败后，张、杨就最后下决心对蒋实行“兵谏”。
12月10日开始，张、杨开始商谈“捉蒋的方案”，并分别调兵遣将。11日晚12点，张学良赶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两人共同坐镇指挥。
闻知“兵谏”计划后，两军所有将领均没有异议，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提出了一个问题：“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张学良手一挥说：“先抓起来再说。”
12月12日凌晨，“兵谏”按计划在西安和临潼同时打响。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蒋介石没有想到，1936年12月的西安“震慑”之行，最后会反遭张、杨的“震慑”。
“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批（披）衣，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响。”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日清晨“事变”的发生。
当日清晨，包围华清池的东北军发起行动。蒋介石只有一个排兵力的警卫队，很快不敌东北军300多人的攻击。蒋仓皇间“越墙而出”，向华清池后山——骊山狼狈而逃。
当孙铭九等人摸到蒋的下榻处——华清池五间厅时，已人去房空，唯蒋的军帽、皮包、假牙还在。这一“意外”，吓坏了在西安新城坐镇指挥的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迅即下令：搜山。
黑暗中慌不择路，穿越荆棘爬到骊山东约500多米远后，蒋藏身于一块巨石后。约7点天色微明，蒋被搜山部队发现。当得知发动袭击的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后，蒋大松了一口气，顺从地被孙铭九等人簇拥下山，随后被“请”到西安。
相较临潼的意外，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异常顺利，随蒋而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30余人均被扣，驻扎城内的中央军警宪特等全部被解除了武装，西关外机场也被控制。
当天上午，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兵谏”发动同时，张学良即给中共中央去电，通报蒋介石、陈诚等均已被扣，并急切询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赶到张学良公馆，与其进行单独交谈。为方便与各方面人士打交道，周恩来专门剃了胡子，张见到更显年轻的周恩来时，甚表惋惜地问：“你的美髯呢？”
18日上午，周恩来由红军驻杨虎城部代表张文彬陪同，在止园拜会了杨虎城。
袁武振教授说，周恩来在到西安后不到20个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多年以后，张学良依然肯定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但此时的南京方面却战云密布。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讨伐”，指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推进，并轰炸渭南县城。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石八民说，12月23日至24日的谈判，主要在张学良公馆的西楼会客室进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进行谈判。经过两天的艰苦努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
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周恩来两次见了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25日当天，蒋介石还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训话：“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虽说已达成协议，但在如何放蒋的方式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当周恩来当天下午正尽力协调三方意见时，却意外得知，张已亲送蒋介石飞往洛阳。
周恩来迅即驱车赶往西安西关机场，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飞机已经起飞。
无论如何，这场惊天动地、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归和平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