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主管 中国青年报社主办
文化
2020
09/07
11:14

秦汉与罗马

作者:潘岳 来源:中国网

  铜车马,秦,青铜器,1980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完全模仿真车真马制作,尺寸为实物一半,由四马系架,为秦始皇卤簿开道、担任警戒任务

  结篇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权分治、行封驳事、史官监督、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77]。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有一人去过中国,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新大陆游记》,1903年)。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78],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注释:

  [1]参见: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217页。

  [4]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5]参见:《里耶秦简·吏物故名籍》,简8-809;简8-1610;简8-938+8-1144。

  [6]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参见: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9页。

  [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

  [9]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7页。

  [12]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14]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15]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6]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页。

  [17]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0页。

  [19]参见: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0]参见:普罗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下),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581页。

  [21]参见: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参见:伊丽莎白·罗森著,王乃新等译,《西塞罗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2页。

  [23]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2页。

  [24]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7页。

  [25]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页。

  [26]参见: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27]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7页。

  [28]公元前43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达成协议,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同盟颁布法令和任命高级官员,统治国家5年。

  [29]“就是这个屋大维——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通常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30]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44页。

  [31]参见: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4页。

  [32]“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参见:贾谊著,《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页;“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3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52页。

  [34]西汉初年,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诸侯大的如齐、楚、吴等,每人都有五六个郡,几十个城。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乱。

  [35]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页。

  [36]“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精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37]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页。

  [38]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

  [39]“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而诽之。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40]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3页。

  [41]“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42]“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3-624页。

  [43]“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页。

  [44]参见: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参见: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0页。

  [47]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92页。

  [4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62页。

  [49]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7页。

  [50]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参见: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斩长安令……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页。

  [5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页。

  [55]“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页。

  [56]“有者半贾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注,《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57]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公地”和个人拥有的“私地”。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

  [58]“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9-220页。

  [59]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5页。

  [6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8页。

  [62]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63]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64]参见:佛雷德里克·库珀著,柴彬译,《世界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页。

  [65]“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3页。

  [66]“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249页。

  [67]参见: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参见: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49页。

  [69]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70]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4页。

  [71]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72]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73]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74]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75]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76]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77]“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到处建立君主政体,确立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4-325页。

  [78]参见: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

【责任编辑:董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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