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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0
09/07
11:14

秦汉与罗马

作者:潘岳 来源:中国网

  塞维鲁凯旋门(局部),位于古罗马广场西北端,公元203年为纪念塞维鲁皇帝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及盖塔在罗马—帕提亚战争中的胜利而建造,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维鲁王朝最终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60]。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屋大维很重视制度建设。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希望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即对家庭、对国家、对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总结罗马建城700年来的兴衰成败,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批判当下的腐败风气,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骑士阶层可以从实习军官做起,进入税吏系统,最终出任行省的财务官,顶尖的可以进元老院。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61]。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总督不管事,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62]。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63]。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也因此,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严格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64]。文吏还要专门读史书,写文件,练礼仪[65]。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66]。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语言,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fiscus),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这导致了一个双向规则: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公元68-69年的内战中,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首都参与帝位纷争,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夺取中央政权。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20%。”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合法继承人要贿赂禁卫军才能登基。一旦禁卫军不满意其报酬便杀了再换新人。最后发展到在军营前“拍卖”皇位,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有胜选者当了60天皇帝而被杀[67](公元193年,朱莉亚努斯)。

  压制中央禁卫军的,是边疆军阀。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鲁维王朝,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带领外省军队占领了罗马。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把没收的资产拿来发军饷。军队的赏银虽增加了一倍,但欲壑难填,塞鲁维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公元235)。之后的罗马,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变。

  罗马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出不起丰厚的赏金,罗马人都不想当兵,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此后,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蛮族雇佣军首领手里。最后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因而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68]。

  并非如此。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汉将班超赤手空拳仅靠千把散兵,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军事智慧,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国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大家,追随外戚窦宪驱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铭》,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以61岁高龄身死囹圄。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前有未克之敌,后有不可测之政治风险。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艰难一仗,彻底拿下了北道诸国,西域50国全部归附汉朝。战后,班超病入膏肓,屡屡上书乞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答。他妹妹班昭上书求情,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总算“生入玉门关”。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权乞归的这一年(公元69年),正是罗马边疆军阀首次干预中央政权的那一年(公元68-70年)。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更非如此。东汉黄巾之乱,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威震天下。当时弱主奸臣当道,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罗的“让刀剑听命于长袍”的梦想,反倒在中国实现了。

【责任编辑:董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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