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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0
09/07
11:14

秦汉与罗马

作者:潘岳 来源:中国网

  “马踏匈奴”石刻,西汉,花岗岩,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石马前蹄将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紧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挣扎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苍古斑驳、模糊不清。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两个多世纪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认可。虽然从人种上来说,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 2013年,美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50]。原来,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只能西迁。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51]。

  大臣抗谏说,匈奴为非作歹,我们花费了无数资财才战胜。现在既然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钱财去供养,让汉地的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52]!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大司农)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少府)出。这是了解中华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53],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54]。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减税,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和长安不同,洛阳是商业都市,居民都“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做“郎”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刘彻读什么书,他就跟着读什么。刘彻微服野游,他就去侍卫。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他却二十年没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对民间而言,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对国家而言,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以平抑物价。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公元301年),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结果失败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同样失败了。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55]。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5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5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公元前133年、121年)时间相距不远,一个成,一个败。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本来只是军事点,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在刘彻晚年,桑弘羊还力主“屯田轮台”彻底巩固西域。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发布《轮台诏》,下令“弃武归文”。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5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59])。他的观点没错。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责任编辑:董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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