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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0
09/07
11:14

秦汉与罗马

作者:潘岳 来源:中国网

    绘画,描绘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的“后三头”同盟在罗马城对共和派进行大屠杀的情形,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贵族几乎被斩尽杀绝,西塞罗的头颅被安东尼的大兵们砍下,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

    第二章 罗马共和

    (一)土地与内战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楚汉相争的同时,罗马正进行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用了50余年,罗马终于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重要的是,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史家波利比乌斯说,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实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政官掌握对外军事权,元老院掌握财权,公民大会掌握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9],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比如,罗马平民战士和元老院做斗争的方式,是在打仗前“集体罢工”提条件,元老院也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因为战争胜利与殖民扩张会带来更大利益。近200年时间里,罗马共和制度内,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突然发现,冲突变得不再容易妥协了。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进入“内战时期”。[10]马略和苏拉斗了6年;庞培、凯撒、克拉苏斗了16年[11];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又斗了13年[12],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13],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14]。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哪个将军能带回更多的战利品,罗马战士就为哪个将军而战,想打谁都成。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过去曾有一条法律,要求征服来的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平分配,并规定贵族拥有的土地上限,但这条法律从未被执行过[15]。凡是想执行这条法律的人,哪怕是贵族也会被杀,如格拉古兄弟。

    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16]。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削弱门阀,反而加强了门阀。因为选举需要动员投票。门阀庇护了大量人口,又有钱贿买选票,最有机会选上保民官。

    马基雅维利说,罗马贵族愿意在荣誉上向平民让步,但在财产上从来分毫不让斗争到底[17]。在内部分配土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人最害怕的事。反正都要打仗,还不如对外殖民。史家芬利说,“只要可能,罗马人宁愿殖民,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殖民是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是政治平静和稳定的关键。”[18]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二)以自由的名义

    在前三头与后三头争雄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和雄辩家始终贯穿其中,他是西塞罗,是古典共和之父,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精神偶像。

    但西塞罗不是贵族,而是“骑士”。所谓骑士,出自希腊罗马“有财产者出骑兵”的习俗。骑士古而有之,但作为一个财富阶层,是在罗马小农破产的废墟上发家的。他们虽有钱,却很少有贵族的从政资格。

    西塞罗是个例外——他是雄辩天才。他曾跟随希腊雄辩大师学习,大师教完他后落寞地说,我为希腊感到悲伤,因为希腊唯一的荣光也转归罗马。学成后,他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用二十年广结人脉,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执政官(公元前63年)[19],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呼风唤雨,“前三头”与“后三头”的命运都与他相关。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败,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册。

    凯撒死于西塞罗。

    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虽然是凯撒的“继子”,精神之父却是西塞罗。在凯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内,西塞罗不断给这个年轻人灌输:刺杀暴君乃真英雄,血缘越近越英雄。相当于中国的“大义灭亲”。最后,布鲁图斯一边挥刀冲向凯撒,一边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此时元老院人人都在,就西塞罗不在。

    凯撒死后,西塞罗转头全力对付其继承人安东尼。很多罗马史家认为,挑起这场内战完全没必要。因为安东尼并不想走独裁老路,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罗马。他不仅压住狂怒的军队为凯撒“复仇”的请求,还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杀者的责任。从人伦道义来说,这是对凯撒的背叛;从国家层面而言,是一个军头对共和秩序的主动服从。但作为共和派领袖,西塞罗不但不接招,反倒一边让共和派到东方行省招募军队,一边鼓励屋大维叛乱。

    屋大维此时只19岁,属政治边缘人物。他是凯撒的财产继承人,但不是政治继承人。他想取安东尼而代之,便用私财召集了3000名老兵进军罗马。对安东尼的合法政权而言,屋大维的私军形同叛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西塞罗能引导元老院将“反叛”合法化。西塞罗欣然同意。他在元老院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反腓力辞》,把安东尼定性为“发动内战”,把屋大维定性为“保卫共和”。

    由此,屋大维的小部队配合着元老院的大军,在穆蒂纳战争中击败安东尼。但英雄气终究藏不住。元老院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数万大军更愿受屋大维的领导。恐惧之下,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维的兵权。屋大维的政治生涯本应到此结束,也不会有日后的奥古斯都。

    孤立无援的屋大维,呼唤西塞罗为“父亲”,恳求与西塞罗搭档竞选罗马执政官。他赌咒发誓,当选后由西塞罗一人说了算,自己甘当马前卒。63岁的西塞罗打量着乳臭未干的屋大维好半天,又一次同意了。这真是再造之恩,因为执政官的年龄要求40岁以上,屋大维至少要等20年。

    在汹涌的反对声中,西塞罗以无与伦比的资历人脉,疏通了元老院,招募了大量选票。他押上了人格担保,“我发誓、我担保、我保证,‘小恺撒’一定会像今天一样,永远保持一个‘公民’的本色”。

    后面的事众所周知。

    屋大维当选执政官后,立刻抛弃了西塞罗,转头与安东尼和谈,以“后三头”同盟瓜分了罗马政权。安东尼恨西塞罗入骨,要求取其性命作为联手条件。屋大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普鲁塔克记录下了这位雄辩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盲目地奔逃,在马车窗中不断回头张望追兵。安东尼的大兵们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罗的头颅,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20]。正是在这个高台上,西塞罗一直疾呼,“要让刀剑听命于长袍,要让征战的桂冠让位于辩才”。

    这是罗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是共和向帝制谢幕的挽歌。西塞罗死后1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完败安东尼,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一个掌控罗马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会上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当?致命伤正是罗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不求解决问题,只会玩弄权力。安东尼太强大,就支持一个弱小的屋大维来制衡,然后再对屋大维实行控制[21]。平衡控制,再平衡再控制,永远保持自己的主导权。他们忽视了,此时的罗马人民和战士,已经厌烦了雄辩家的政治权术,而将获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军头身上。

    西塞罗无法解决罗马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发财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如罗马城内数百年没有警察管理市政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西塞罗的现存著作中,全是关于共和国原则、法律、正义的鸿篇大论,却没有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项内容。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屋大维。他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在罗马首次创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行省一级财务官。

    凯撒也曾有过整理国土的宏图。他想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罗马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他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进一步整合起来。这对于罗马控制东方行省十分重要。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西塞罗当时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些工程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22]。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批评古代中国的路数。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专制主义的温床。但正是京杭大运河,打通了南北中国,避免长江以南成为独立区域;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水线上的长城,保护了北方的灌溉农业而养活了更多贫穷人口。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罗马史书上经常看见,当某个派系控制了元老院,反对派就宣称该派系正在“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马略派是暴政,自己要保卫自由,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罗马人民的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却宣称是要把罗马从安东尼手中解放出来,成功后,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史家塞姆说,在罗马史上,“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23]。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他们虽然不能直接登上前台,却能投资登上前台的代言人。

    西塞罗就向来主张“贵族与财阀共天下”(等级和谐)。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为财阀们的法庭辩护词。而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军头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前三头和后三头的赞助人中,充斥了各种包税商和金融家。当军头们控制政局后,就把他们拉入了元老院成为“新贵”。罗马元老院的上限本来只有600人。凯撒上位后,将元老增加到了900名;后三头上位,增加到了1000多人[24]。

    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如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军头们开始从行省直接截留税收以支付军费。庞培派、共和派搜刮了亚细亚;凯撒派搜刮了高卢和西班牙;后三头为了支付43个军团的军饷,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连厕所都上了税。

    五十年中四次大内战,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卷入无政府状态[25]。内战消耗的财富,远远大于弥合贫富差距所需要的数额。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了屋大维[26]。500年前,罗马正是因为痛恨王政才创建了共和国。500年后,罗马公民们却一步步投票给独裁。公元前49年,人民投票给恺撒当“独裁官”[27];公元前43年,人民投票通过了后三头[28];公元前27年,人民投票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29]。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决政治,而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责任编辑:董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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