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大部分生产活动仍将按市场经济原则分散到世界各地
孙彦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前景的讨论。一部分人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过于自由无序，世界各国政府并没有做好应对其负面影响的准备，国际社会也缺乏治理全球化的有约束力的规则。例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和部长级特别会议都达成了基本共识，但至今世界各国在联合抗疫和刺激经济恢复方面的协同行动仍很有限。基于此，一些曾经支持全球化的政府和媒体近期开始质疑全球化。然而，鉴于全球化在为世界各国民众带来巨大经济收益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当前的部分质疑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将彻底被逆转，人类完全有可能更好地治理全球化，在享受其成果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冲击，包括适度调整产业链布局使其更充分地兼顾安全因素，加强各国卫生系统应对重大紧急卫生事件的联动机制，等等。当然，这一严峻挑战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性大国政府共同应对。
孙彦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
白达宁（Alberto Bradanini） 意大利前驻华大使、意中政府委员会前意方协调人
白达宁：近期有关全球化将走向何方的讨论增多。按照中国古贤的思想，天地面前，万物平等。人类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良好的全球化需要世界各国承担其应尽的义务，也有赖于国家间权力的平衡。全球化要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惠及所有人。这也适用于各国如何共同抗击疫情，更适用于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国际贸易绝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规则也不应一成不变。贸易既不是服务于上天，也不能一味有利于擅长国际游戏的“玩家”。贸易只有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另外，大国不应当将国际组织视为施展其权力的工具。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的单边主义姿态，因为美国认为国际组织对其保障自身利益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势力是一个障碍。不排除的是，未来当美国认为符合其利益时，将再次开始投身多边主义。从本质上讲，大国不应仅着眼于自身利益，还应放眼全世界。因为只有在权力关系达到平衡的多极和平世界中，大国及其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孙彦红：随着全球疫情暴发，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此次疫情以时间和空间高度不对称的特殊方式对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造成了空前冲击。一些国家受疫情冲击严重，一度陷入医疗物资急缺的窘境，开始意识到近几十年来基于经济效率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有“不安全”的一面。在后疫情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产业链布局可能会由“效率至上”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调整。具体而言，在直接涉及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药、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等领域，将会保证必要的本地化生产能力，其他行业的产业链布局将很可能走向分散化和多元化。然而，考虑到相关因素，例如大多数企业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生产和创新模式不易改变，各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时难以做出重大转变，企业选择新的东道国并建立工厂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等，要实现这一调整并非易事，调整会在何种状态下达到新的平衡目前还很难说。
白达宁：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民众因缺少口罩和呼吸机而死亡。基于这一教训，各国未来会在本地生产关乎公共卫生的产品，但是大部分生产活动仍会按照成本原则和市场就近原则分散到世界各地。我想再次强调，贸易最终必须服务于民众的需求和利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将民众利益置于首位，而不能一味支持私人利润和金融投机活动。
7月26日，在科威特费尔瓦尼耶省的费尔瓦尼耶地区，一处店铺前张贴着健康提示。新华社发
7月2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泰格尔机场，乘客戴着口罩办理乘机手续。新华社发
2.疫情凸显由政治主导经济的重要性
孙彦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人类确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疫情前期，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援；后期，中国以提供医疗设备和分享抗疫经验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和意大利在疫情中的互帮互助彰显了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白达宁：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国提供援助，值得所有国家称赞。中国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对国际社会而言更是弥足珍贵，中国医疗队向许多国家慷慨分享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有助于挽救生命，对于遏制新冠病毒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进一步蔓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各国地方和中央机构的迅速反应，以及国际层面的协调合作，是成功应对疫情的关键。
孙彦红：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在短时间内陷入断崖式衰退。同时，经济深度衰退引发的衍生问题也不容小觑。随着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各国中小企业大量倒闭，银行业不良贷款剧增的风险陡增。对于一些公共债务高企的国家而言，政府为稳定经济而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必然导致其债务飙升，由此引爆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此外，企业停工与破产造成失业人口剧增，将进一步拉大各国内部以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虽然近期主要经济体陆续开始复工复产，但是疫情前景仍不明朗，世界经济能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在2021年实现强劲复苏尚难下定论。在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很可能会强化自身承担的责任，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加强本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白达宁：这场悲剧凸显了由政治主导经济的重要性。应对病毒传播的措施最终有赖于政府，而不是私营部门。未来，我们必须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强公共权力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引导。当前，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以重启经济，解决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公共投资应在重振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那样，国家必须再次对经济进行干预修复。中国政府掌握着中国经济的杠杆，相信能够很快重启中国经济。我担心西方世界仍未认识到这一点。目前，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仍由经济和金融权力主导，未来几年能否真正做到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我持悲观看法。
孙彦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之后，欧美国家也陆续开始分阶段复工复产。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刺激经济复苏，尽可能减少失业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确保抗疫物资的供给和流动，尽快恢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降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打击。虽然未来欧美制造业产业链布局很可能会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但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尽快恢复生产，产业链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市场规模和成长性、供应链的结构和完整度、物流和通信等现代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等方面看，中国在吸引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此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将有助于目的地国的经济复苏。因此，可以期待，中国将会继续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白达宁：促进经济复苏的确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对于中国可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不敢冒昧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完全清楚应采取何种举措来保障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如何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如果可以的话，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地推动国际社会考虑新兴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些国家的利益能够被更充分地考虑并切实被照顾到，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经济发展也会更加平衡。
3.中意良好合作可有力回击个别国家负面舆论
孙彦红：中国和欧盟是长期合作伙伴，致力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已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欧双方共同努力，通过恢复贸易和投资实现经济复苏的合作空间巨大。此外，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倡导多边主义等方面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白达宁：中国与欧盟的合作空间的确很广阔。然而，鉴于欧洲一体化在不同领域发展并不平衡，我希望中国在致力于与欧盟整体合作的同时，能进一步深化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合作。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应致力于服务各自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现实利益。就意中经济合作而言，考虑到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意大利向中国出口更多工业机械和设备的潜力巨大。从中国方面看，几十年来，中国进口商对意大利的产品已相当了解，中国的生产链和消费市场也有相应的需求，增加来自意大利的进口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另外，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增加进口意大利的葡萄酒、农畜产品和食品，对双方也是互利互惠的。
孙彦红：近几年，中国与意大利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且成果丰硕。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意大利推动两国合作迈上了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其间两国政府签署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也为两国持续推进务实合作注入了新动能。2020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两国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的团结互助令人印象深刻。两国务实合作可以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成绩。
白达宁：从意大利方面看，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所描绘的伟大愿景，意中两国可在诸多领域加强合作。在物流方面，意大利北部的的里雅斯特港和南方的塔兰托港有望继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之后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新海运枢纽，这些港口将因中国带来的大好机遇而发生巨大变化。意大利还期待中国积极参与其工业领域的发展。为了让意大利各界了解相关情况并进一步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我建议中国方面要通过意大利工商界、工会和媒体的参与等渠道，对两国合作进展进行及时充分的宣传。此外，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意大利进行更多绿色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将是非常重要而明智的举措，因为这可以更有力地说服意大利政界人士、企业家和民众相信中国确实是有益的合作伙伴，从而反击美国宣传的所谓“中国政府只想以扩大影响力来征服全世界”。
此外，中国与意大利在中亚等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特别是关键基础设施合作的空间很广阔。如果意中双方找到在这些地区开展合作的良好模式，共享技术、工业和金融能力，并实现与当地政府和商业部门共同投资，那将有力地回应个别国家针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负面看法。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协助，王镭统筹，王培尧翻译）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8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