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支援武汉协和西院ICU医疗队负责的是这场新冠疫情中病情最为危重的患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从2月2日凌晨到达武汉，就带领第一批团队7人接手了ICU病房。面对新型病毒、陌生的环境和危重的病人，张挪富坦言，有压力，但要克服一切困难，挽救患者的生命。
作为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员，张挪富在广州抗疫一线就在救治危重症患者。来到武汉，他主动向院方提出，把病情最危重的患者交给他们。而让病人成功走出ICU这扇门，是所有医患共同的心愿。
在一间普通隔离病房里，记者见到了金女士。她是最早一批收入ICU的患者，在ICU里接受了21天的治疗，2月28日，患者成功拔管脱机，转入普通病房治疗。
虽然现在患者病情稳定，但回想起整个救治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35岁的金女士是第一批收入ICU的患者，当时血氧饱和度只有80%，急需呼吸支持。而ICU病房里有20张床位上，像金女士一样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占了绝大多数。设备短缺，成了摆在张挪富面前的一个难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张挪富：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的呼吸机只有 7 个，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只有三个。
不仅如此，有创通气等高风险操作时，医护人员佩戴的正压头罩，因为使用过度产生了破损。治疗陷入了两难局面，如果不插管，病人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如果强行插管，医护人员就要担负巨大的感染风险。张挪富十分着急，经过多方联系，终于从广州一家医院借了5套正压头罩，然后通过和国家卫健委、铁路等多方沟通，连夜将设备从广州送到武汉协和西院，解了燃眉之急。呼吸机和其他生命支持设备，也陆续从各地驰援而来。
ICU是医生和病毒硬碰硬的战场，设备短缺问题解决了，金女士顺利插管，呼吸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张挪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新的问题又来了，这名患者又感染了多重耐药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因为这个病人我很清楚，她当时出现了多重的耐药感染，就是痰里面有菌，这个菌它是现有的常见抗生素都不敏感。不像我们肺炎或者是哮喘，我们用了一个药，两三天就能出院，所以当时会感到无助，还有这种压力。
为了尽一切可能进行救治，张挪富和远在广州的钟南山院士针对这一案例进行了三次远程会诊。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钟南山）院士也给我们很好的建议，那么在这种多重耐药菌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药，所以具体到某个药都去想办法。那医院没有（这种药），我们通过院方去外面买。
通过20多天的精心治疗，张挪富带领团队，硬是将金女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是因为住院时间长、治疗过程反复，金女士在心理上产生了应激反应。
广医一院呼研所ICU医生席寅：到后期的恢复过程中，（她）又出现一种谵妄，就在ICU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由各种因素导致的一种障碍和异常。
这让张挪富非常揪心，眼看着生理上的救治出现好转，心理的救治一定不能落下。其实在17年前，非典时期张挪富作为呼吸科一线医生，在为病人插管治疗时不幸感染。治愈出院后，他又冲上一线救治患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疫老兵。张挪富用自己康复的亲身经历，鼓励患者树立康复的信心。
患者金女士：我觉得现在的医生护士都很无私，他们都奋不顾身地过来为我看病治疗，我肯定要活着出去的！
护士：而且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活着。
截至3月13日，协和西院ICU已经有16人转出至普通病房。
张挪富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却又丝毫不敢松懈。他说要“慎终如始，坚持到底”。
和刚到武汉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不同，现在队员们操作熟练、配合默契，病人情况稳中向好，病房里已经开始出现空床，生命支持和防护设备也有了富余。这让张挪富心里越来越有底。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像这么大的疫情，从调动社会资源里面，只有我们这种制度才会有这种优势，前线需要什么后方就来什么。我们就更有精力去更加仔细、更加科学的救治，把危重病人这种成功率提高，降低死亡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