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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希腊神话说，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尘世。
马克思说，我就是普罗米修斯！
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光亮带到黑暗不知方向的东方古国，用理论照亮新中国的前路；
他们将信仰的星星之火，燃成锐利的理论武器，燎原旧世界，催生新中国。
我们称呼他们为：追光者。
他们追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穿过了旧中国的阴霾，正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呵护下，飞向时代前沿，点亮新时代的光荣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回望来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路用理论守护中国稳健生长的他们。
今天致敬的追光者，是第一个在中国完整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瞿秋白。
一、一条连结赤都的光明之路
这条路，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由苏俄传向中国的途径。
这条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的面纱，让国内的人们看见了一个真切的世界。
这条路，一头是红光里的旧世界——赤都莫斯科；一头是亟需理论救赎的旧中国，与苦苦寻觅“中国往何处去”的仁人志士。
而在中间奔波沟通的，是自比为“犬耕”的理论先驱者，瞿秋白。
“犬耕”，意味着没有牛来耕地，只好让不擅长的犬来代替。在瞿秋白眼中，五四运动后的中国，不论是变革还是革命，都正是缺“牛”的时候。他虽不擅长政治，却也想作为“犬”帮着“耕一耕地”。
正如他后来在《新俄国游记》中所写，“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于是，为了这一条光明的路，1920年，21岁的他应《晨报》与《时事新报》的聘请，以赴俄特约记者的身份，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轰鸣的列车行驶在中华的大地上，瞿秋白却被告知，即将经过的天津到哈尔滨的铁路，已经被划分为三国的领地。可是眼前，分明是山水相接的中国版图。
而哈尔滨有布尔什维克，有孟什维克，还有懦夫的白匪。满洲里和赤塔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而今的中国，确是到了不得不开辟新出路的时候。
带着沉重的心情，前行的列车穿过贝加尔湖、越过乌拉尔山。颠簸辗转，他们一行人，终于在1921年1月25日，抵达大雪纷飞的莫斯科。
瞿秋白已经迫不及待，要在这里找到新的出路。
在这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给瞿秋白提供了许多方便。他可以搜集材料，可以访问党政要人，可以参观工厂、机关和学校。在这里，他见识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面貌。
后来，他在《赤都心史》中详细记载了这段经历：初到俄罗斯时，这里仍面临着内乱饥饿和经济凋敝的困厄。然而，仅仅两年，“街上的电车已经开行得很多，也有一两辆新造的，比不得那时零落破败的样子了……街上走路的穿着也整齐得好多，我心上常想，不过两年！虽然现在俄国的大工业还很困难，而小工业已经大大恢复，农业经过旱灾也有复生气象！真有点其妙。”
或许，更其妙的，是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路的见闻让瞿秋白这个曾经自谦的“犬耕者”不再迷茫的寻觅前路。赤都火热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地考察，已经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革命后的俄国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因此，“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去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3年1月，他回来了。
二、一座无声摧毁帝国主义的学校
这座学校的思想，像无声的炸弹，摧毁了无法计数的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深沟高垒。
这座学校，第一个成立了以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学任务的社会学系。
而这一切的功劳，瞿秋白可占大半。
1923年，从莫斯科回来的他，眼见革命火种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燃烧，但革命的群众似乎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回国三天后，瞿秋白写到，“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积极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更多进步的青年、更多大众，懂得革命的意义。于是，1924年，他应李大钊邀请，来到上海大学，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
来到上海大学的瞿秋白，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概括了近百年来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态度和顺序，是“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
当务之急，是研究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他的改革与创新之下，社会学系成立了，上海大学，成了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校。这在当时，开社会风气之先。
这里的理论教育，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探索，也教育与激励着一代代革命青年。
其中，更以瞿秋白的《社会学概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典范。
在这部讲义之中，瞿秋白以中国特色的语言，翻译升华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苏俄，布哈林的这本书号称“通俗马克思主义教程”，而在瞿秋白笔下，这部通俗的教程，更多了些中国意味。
例如，在讲解“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时，瞿秋白创造性地把它的内涵与中国哲学的“有定”结合。
何为“有定”？《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意为“有明确的目标，意向才能坚定。”“有定”指“意志坚定”，瞿秋白将它引申为“意志受到束缚”，用以解释“意识受到束缚的学说”，即“决定论”。
又如，在讲解规律的时候，他用“米不会长在松树上”，来解释万事万物有自身的规律；用“刻舟求剑”，来解释“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这本结合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讲义，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当时最新、最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在此之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大多从日本传入，侧重于唯物史观的内容，而对辩证法少有涉及。瞿秋白的讲义，从“一块整钢”的概念，介绍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系统全面的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
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了系统的传播体系，而上海大学，也在此之下成为革命学说、革命理论的渊薮，在民族革命史上，划出了一道深刻不朽的痕迹。
（文/雁丘 朗读：田萌 音频制作：曾慧 视频制作：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