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多斟酌才能出真正的好作品

“好的作品应该写在人民的心坎上”，扫码看著名作家叶辛讲好的作品如何让社会变得温暖。

    叶辛，1949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叶辛是知青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作品深入刻画了一代“上山下乡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与新中国同岁的叶辛，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讲台上，他自己觉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会场上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我这年纪，照理说没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接到的“任务”，是给台下那些动辄粉丝成百上千万的青年作家“寄语”。他想了许久，决定给年轻人们讲讲自己年轻时经历的一场难忘的谈话。

    这场42年前的谈话，放到2018年全新创刊的《中国青年作家报》上，也颇为应景。

    “一部优秀的作品，从作者投稿到付梓印刷或者到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不是老板一句话就说了算的。而是要经过编辑、校对等多重工序才能变成所谓的’作品’。”在为《中国青年作家报》题词时，叶辛特地重申了一些乍一看已经不合时宜的“老办法”——其中包括了资深编辑与作家谈话这个细节。

    信息技术发达了，并不代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沟通可以免去了。

    1976年，当时才刚刚27岁的叶辛，已经达到了一个“作家”的最高标准。他有三本书作将分别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出版社付梓印刷出版。他的作品，将被遍地都能找到的新华书店放置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每本预计印刷量都超过了20万册。

    这样的青年作家，如果放到今天，那应该是网络阅读量超过数亿次、超级大IP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并配发周边电玩、手办的超牛作家了。这样的人，约稿无数，每年收入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不是神话。

    但当时的叶辛，却被两个老编辑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出面和这个年轻人谈话的，是出版社的两位老编辑，一男一女。男的是巴金先生的弟弟李济生，女的是后来出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他们让叶辛在沙发上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态度和蔼可亲，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如此客气，反而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郑重其事。”叶辛说，他投进出版社的稿子，就是二位老编辑负责阅读和编辑，从成百上千部稿子中挑选出来并送进编辑室进一步编审的，因此自己特别尊敬两位编辑。

    老李讲话直爽，他告诉叶辛，作品一经开印，读者和群众就会把他看作是名副其实的“作家”了。

    “人们对作家的要求，和对普通知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从今往后，你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回到贵州山乡，以往和老乡们怎么相处，还是怎么相处，千万不要……”相比老李，陈向明则更愿意斟酌一下措辞。

    “自以为是。”老李用四川话抢过去加重了语气说道，“自以为当上了作家，了不得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目空一切了。那是要不得的。”

    那次谈话，即便在42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令叶辛印象深刻。他提醒当代的青年作家，无论作品大卖到什么程度，都应该与年纪更大、见识更广的“老编辑”们多谈谈；同时，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编辑们也应有自己的原则，不要作品拿来“差不多可以”就立即发表，多斟酌、打磨才能出真正的好作品。

    叶辛观察发现，当代的青年作家都很努力，他们在网络上的作品阅读量动辄都能达到千万级甚至破亿，他们在年轻人中有影响力，可以根据读者的喜好为他们定制喜欢的“结局”。但是，点击率并不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甚至可能连主要标准都不是，“文学有自己的标准，要经得起不同人群、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如果要在青年作家文学高峰上建立“高原”作品，少不了一批有责任心、愿意花时间与作者谈心、交心，一起逐字逐句修改作品的好编辑，“比如，最近很火的盗墓题材作品，有没有哪个编辑建议作者到监狱里去采访一下真正的盗墓者，再根据实际发挥想象来创作？”

    叶辛说，真正好的作品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心贴时代、心贴人民的作品。文学创作发挥想象固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作品，可能会有一时的点击率，但不会长远流传。

    他认为，新创刊的《中国青年作家报》应该起到旗帜、引领的作用，鼓舞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很多传世佳作，都是不到30岁的作者与编辑一道琢磨出来的。”

    数十年过去了，把叶辛的稿子从海量来稿中挑出来并和他谈话的两位老编辑，一位已经作古，另一位也已是百岁老人需要日夜陪护。但两位编辑的谈话故事，还能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