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6岁。
父母说我的命好，刚上学就赶上恢复高考。
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父母盘算着建新房，给我们几兄妹乐开了花。70多岁的奶奶听后流泪了：“没想到啊，快要入土之人还能住上一次新房。”
是啊，就是在那一年，父母靠辛苦劳动、加上大姐挣工分，我们才摘掉了戴在头上20多年的“补社户”帽子，并分到了39元钱的现钱，这给了全家人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那时的农村，听说安徽小冈村的农民分产到户，四川的农民也都蠢蠢欲动了。第一个想要建新房的还没有。但要建房，光靠挣工分还不行。39元钱也只能买到100斤大米，关键是要有砖有瓦。于是，我们全家人进行了分工，主要为办砖办瓦做准备。
那个冬天，我们全家每天收工回来就是不停地挖土、挑土，然后给泥土加水和泥，和了踩、踩了翻，翻了再踩、踩了再翻，一开始倒觉得赤脚踩泥有趣，可一不小心脚就被石头子划出了口子，看着脚底的血往外流，也浑然不怕。父亲后来改用牛踩，牛踩累了再人踩、人踩累了牛再踩……直到把泥和成跟面团一样均匀且软硬适度。
做砖瓦本是一项技术活儿，但在那个年月，能自己的干的都不求人干。母亲五尺的身高，却担起了六尺高的办砖活儿。只见她用钢丝弓把泥巴分成一团团的泥坨，高高举过头顶、对准砖匣，狠狠地砸下去夯实后，再用钢丝弓切割，二块土坯砖就成了。每每这个时候，我就给母亲打下手：端砖。我的腰猫的越低、端着砖跑的越快，母亲做二块我端二块，我跑的快、母亲也做的快，后来母亲看着我跑累了，就故意慢慢做，我还催着母亲快点做……这样的工作要往返上万次才算收工。一个冬天的时间不够，开春再做。每天散学后，我和姐姐给砖、瓦盖草帘子防雨露，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揭开草帘子等日晒……周而复始，直到干透为止。看着那一排排比我还高的土坯砖摆成了一道风景的时候，我就想“新房”离我们不会远了。
父亲说：“住新房还早。做砖做瓦只是个粗活儿，最难的是烧窑。”只有经过烈火烧出来的砖瓦，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淋日晒，也才能建房用。
烧窑在当时算是一个大工程。刚刚有柴禾煮饭用，哪敢用来来烧窑啊，但我们决心已下，就是往前走。再说烧窑特辛苦，装窑就是一大难关，我们就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成千上万的土坯砖瓦背到窑上，然后一层层装进窑里。烧窑最难的是要有充足的柴禾，只有等到四、五月间，小麦收割后才能有充足的麦杆、油菜籽杆。然而，小麦收割后又是大春播种时节，没有人是不行的，还得等到大家伙儿插完秧、栽完苕后，才能腾出空儿来。焦急的等待中更多的是辛酸和无奈，但我们不灰心，更不闲着，就四处借柴禾，近边儿的柴借完了就借远道儿的。有的近边人家不愿意借，父亲就咬牙以“砖瓦换柴”的方式借。烧窑是件苦差事，自然没有人愿意干，父亲就用“换工”的方式请人来……千难万难，父亲总是有办法。直到1979年的腊月二十八，我们才建起了四间、二层的木架砖混结构的房子。
那年春节，全家住进了新房。新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添一件就是年三十儿了。我们一人一碗地瓜干就着三片腊肉算是过了一个“年”，但一家人满心欢喜。父亲说：“看这形势，日子有奔头了，只要努力，以后定能天天过年。”
一晃20年过去了，1998年川北农村大力推进“撤乡建镇”，我们不费力就建起了一套三层高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新房，改善了居住条件。
又一个20年过去了，父母已进耄耋之年，一生所受风寒缠绕着老人。我们便在海南热带地区给父母买了一套四季都没有风寒的新房逸养天年，确是拎包即住。
回首40年，故乡虽旧留记忆，老屋再难登大雅。但40年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伴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随心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