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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蝶变

发布时间:2018-11-13 14:16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候,我那时十岁,也就是说,我生逢其时。而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分分秒秒变化,有的我亲眼所见,有的我亲身经历,有的还刻骨铭心。

    譬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当年就分到了一头牛、十七亩地,年底实现了大丰收,口粮接不上、吃不饱、吃“杂面”的年代成了过去,精粉白面成为生活主流。再譬如,生活实现富足后,我家在村里率先盖起了“里生外熟”(里为土坯外为青砖)的六间大瓦房;尔后,陆续购回了“红旗”牌收音机、“飞鸽”牌自行车、“凤凰”牌缝纫机、“金星”牌电视机,“东方红”牌拖拉机等现代化设备;了知外面世界,不再依靠堂屋门后的“喇叭匣子”;起床外出,不再依赖鸡叫了几遍来估算时间;置换新衣,不再属于过年或筹办喜事时的奢侈品;“三转一响”,不再是让人羡慕不已的潮流与时尚;收录机、电视机里时常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奋进歌曲和《朝阳沟》等豫剧精典唱段,让农家小院乃至村里村外,处处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总之,改革开放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道不尽、说不完。但让我感受最深,最令我称奇的,还是时间与空间所发生的变化。

    1985年秋末冬初,我应征入伍到南中国海的上川岛服役。经过两天的集中、周转,并经过五天的陆运、江运和海运,我们于一周后抵达上川岛,住进山洞,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新兵入伍后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写家书向父母报平安。我和其他战友一样,也迅速写好了第一封向父母报平安的家书。那时,我们义务兵寄信的程序是:先写信,信写好后,以班为单位交给连队文书,由连队文书交给营里,再由营里盖上三角儿免费邮戳交给支队收发室,最后由支队收发室交给岛上邮电所寄出。从写信,到信件离岛,一般需要四五天的时间,等信件寄回家,那是二十天多天的事了。

    许是老天的捉弄,也不知什么原因?月余后,与我同乡入伍战友的家人陆续收到了战友们的来信,唯独我写的第一封家书,父母没有收到。这可急坏了母亲,我是母亲的“老生儿”,自小待的金贵,当兵前从未离开过家乡,更没出过远门。母亲忧心忡忡,饭吃不香,觉睡不宁,每天都走到村部,询问有没我的来信?一连数天,见没有消息,就直接往乡邮电所跑。又是十天过去,还是没有音讯时,母亲放声大哭起来,哭着找到乡武装部的张干事,半是哀求半是责怨地说:“这国家把我儿给拉哪儿去了呢?!不会是路上给拉丢、拉掉了吧……”一向沉稳的父亲也坐不住了,接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托几个同乡入伍战友的父母,让他们写信给他们的儿子打听我的情况。一个多月后,当我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请了假,翻越三公里山路,到岛上邮电所为父母拍发电报。那时的电报纸,像现在邮局里的汇款单,蓝色,正面有几十个方格,一个方格写一个字,发一个字要几毛钱,字不能多写。我在报文纸里写着“平安到队,请勿念”七个字发给了父母。

    那个年代,资讯与交通落后给人带来的困境与无奈,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1987年初,我所在的729艇在南海舰队训练中心参加集训。春节刚过,艇上就接到了赴远海参加军事训练的任务。令我没想到的是,编队启航的第二天,父亲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编队正疾行在西沙海域。父亲原是不想惊动我的,等身体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才同意哥哥给我发了第一封“父病重,速归”的电报。半月后,见我还没回时,哥哥又接连发了第二封和第三封电报。

    那个年代,舰艇离港,与地面联系,只有无线电密码发报一条渠道,但这条渠道是用来下达军事指令用的,非军事因素,舰艇是不能返航和改变航向的。月余后,当舰艇编队靠上码头,我同时收到了三封加急电报。最后一封报文上写着“父病故,速归”的字样。当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匆匆赶回家中,走进父亲坟头,向父亲叩拜不已时,父亲已离开我有一个半月时间了。

    休完丧假,归队的“冏途”,令我今生难忘。先是大哥踦车送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提前一晚在城里住下,第二天天不亮时起床,赶到县长途汽车站,搭乘早班车去漯河。四个小时到达漯河后,我即刻租了辆“小三轮”,快速赶到游人如织的漯河火车站售票大厅,排队购买漯河开往广州的火车票。跟随购票长龙,苦等了两个小时,轮上我买票时,售票员告知:票已售罄。无奈,提包拖箱,沮丧出站,在火车站附近就近住下。

    第三天,早早起床,抢先排队,购了票,登上车,开始向广州进发。1400公里的路程,火车叩击着大地行驶了28个小时,于第四天中午抵达广州。尾随汹涌人流,挤出广州火车站,我无心欣赏广州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急行军似地向火车站附近的长途汽车站跑去,看能否赶上广州开往台城的长途客车,所幸最后一班车有票也有位。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车离广州不久,就被堵在了佛山九江渡口之外,而且在较短时间内,车辆拥堵竟达七公里之长。一问才知,从广州开往台城的车辆,一律要经九江渡口摆渡。

    渡船只有一艘,而且速度极慢,效率极低。摆运时先从一边渡口装载几部车,在江上行驶半个小时后,到达对岸进行卸载,再从对岸装载几部车,沿航线再从江上行驶半个小时后返回。如此效率低下的摆运,造成两岸公路的大量拥堵。刚开始,大家还有耐性,时间稍长,渡口及公路上,到处散发着焦躁与不安的情绪。车内闷热极了,悬挂车顶的摇头风扇,吹来的是阵阵的汗臭与异味,有人干脆脱了上衣、光起了背,有人开始抱怨,有人还爆了粗口……就这样,足足等了九个小时,才轮到我乘坐的客车上船过江。过了江,由于车多路差,加上又是黑夜,车辆行驶也不顺畅。等我乘坐的车,如蜗牛般行驶到台城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下了车,早饭是顾不上吃了,马上转乘从台城开往山咀码头的客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山咀码头后,再转乘部队的登陆艇上岛。回到部队,放下行李,人一松劲儿,整个都瘫软了。当晚,我坐在前甲板,就着昏暗的锚灯,在日记本里写了首七绝:

    男儿踏浪巡海疆,父故未见留悲伤。

    山高水阔行路难,千里走了整六天。

    时光飞逝,40年过去。如今的中国旧貌换新顔、“天堑”变通途,昔日的艰辛、困苦、失联与“冏途”早已不复存在。仅通讯设备而言,过去在海岛工作时,刚开始使用的是手摇式总机电话,而且整个师部对外只有“两条线路”,与广州、北京工作联系,总机接通后,由于海底电缆信号不好,有时“喂—,喂—”的声音,刺破海天,两公里之外可清晰听见。后来,师里安装了四部程控电话,再后来发展成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有了军地长途直拨。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人还购买了BB机和手机,一次与部队一位通信专家闲聊,他说以后与家人通话可以彼此看到对方,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视频通话,我当时认为他是“神吹”。而今,这些早已成了事实。如今,与家人和朋友联系,拿起电话即可接通,发个邮件即可联系,打开微信即可聊天……

    交通出行与过去相比,也是天壤之别,距离与空间早已不是问题。过去买火车票,要排队半天或一夜,现在打开电脑或手机,手指一点,微信支付,即可搞掂。过去从漯河坐火车到广州,需要28个小时,现在坐高铁五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广州到台城的九江之上早建起了双座宽广大桥,过去从广州到台山山咀码头需要两天时间,现在开车全程高速只需三个多小时……国内甚至国外,朝发夕至,已经不是神话,而且出行渠道多样。时间也不再按年、月、日来计算,而是按小时、分、秒来划分。现在中国,步入了“高速”与“快捷”新时代,一分钟,“复兴号”能前进5833米,移动支付金额3.79亿元,7.6万件快递被收发,网上商品零售1043万元……

    时间无始,空间无终。确切地说,时间还是那个时间,空间还是那个空间。是党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压缩”了时长、“缩短”了空间,送走了那个贫穷、落后、遥远而漫长的时代。

    我在想,如果再过40年,再过100年,再过数百年。那时的中国 “时空”会是什么样子呢?!

    作 者:常树辉

    

【责任编辑:董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