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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最早的国际使者——张太雷

发布时间:2018-06-22 11:28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 叶孟魁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中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党要领导革命必须依靠和培养青年,青年要发挥历史作用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作为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建团工作也开始了。处于创建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需要与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以获得指导与援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张太雷,由于在党团创建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出色的政治才能,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派往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就其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作一简要述评,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探讨张太雷在中国近代青年运动史上的贡献。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

    青年共产国际,亦称少共国际,是根据列宁的倡议,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的青年国际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任务是对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实行集中领导,在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组织,开展广泛的青年群众运动,特别是反帝斗争。它对中国青年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1921年初,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谷林(Green)来华,与中国团组织联系选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张太雷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命,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筹建工作,并任中国科书记。主持远东书记处工作的是舒米亚茨基。该处成员有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达林,张太雷在此开始与他共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活动和工作是多方面的,建立中国青年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系,吸取苏俄团的工作经验,争取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关心与支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1921年春)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青年团的创建工作,提出党的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巩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威信,以便通过他们在工人及青年工人中加强宣传工作,用这些成员和部分学生来加强无产阶级类型的共青团组织。”同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正式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这个文献明确指出,青年团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团组织的任务是“集中领导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在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规定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服从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受共产国际的监督。这个决议对于创建时期的中国青年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太雷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迅速兴起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指出,“现今恰好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大好时机”,“青年学生已奋起反抗1日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刻下正彷徨于十字路口,因而我们应当前去帮助他们,将他们引向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将这些力量导入正确的轨道,避免其罹受无政府主义或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呼吁共产国际对远东,尤其是中国革命以更大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青年共产国际于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最早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张太雷、俞秀松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发展前景。这个报告表示,中国团拥护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国家之内,它涉及到各国青年的利益,”必须团结奋斗;要“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时要考虑以“中国现实的特点”;打算派遣团员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培养工作干部。张太雷被大会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命回国组织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者之一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阴谋,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决定在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期间,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有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即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太雷是这个大会方案的制定者之一,并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召开这次大会致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劳动者的呼吁书。

    同时,张太雷又积极参与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共产国际上述精神,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举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方案的制定。同时举行的这两个大会的主旨,都是联合远东各国的人民和青年,共图民族解放的反帝大业。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书记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全部热情倾注于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关于大会的性质和范围问题,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中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主张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这次大会开成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张太雷等极力反对这种“左”倾观点,他认为“这次大会应当是中国、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大洋洲地区的所有革命组织乃至民族主义组织在内”的代表大会,可是“一些同志却不察时局,一味地要求由‘纯粹的’革命组织来出席大会,这就是说,事先就缩小了这场反帝示威的规模”,这将导致“各国新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会脱离这些群众组织,从而也就无法影响这些群众组织所团结的广大群众,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无法用这些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了上述不同意见的争论之后,决定把即将召开的这次大会定名为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1921年7月29日)中说:“我们已经致函(中共)中央,让中国所有无产阶级的及民族革命的组织都选派出席大会的代表。”

    当时由于中苏还没有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局面尚未结束,因而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去苏俄面临很大困难。为使各国代表能够安全到达苏俄,张太雷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的报刊,分析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局势,考虑了中、日等国代表如何经由中国边境进入苏俄,为代表们安排好了越过封锁线的方向和路线。1921年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赴苏俄参加这两个大会,并作为共产国际的密使前往日本传达关于召开这两个代表大会的要求,与德田球一、近藤荣藏、堺利彦等取得联系,完成了使命。

    远东各国代表团于1921年底先后顺利到达伊尔库茨克,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参加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共67人,中国13个组织共派出代表27人,是最多的代表团。这两个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张太雷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组织者

    1921年8月张太雷回国,受青年共产国际之命组织中国支部,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负责团组织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作。他领导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建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推动全国各地团组织的整顿恢复工作。1922年春,他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章程等草案。5月5日至10月,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章程等一系列决议,选出团的中央委员会,使全国各地团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实现了完全统一,这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达林出席大会并发表《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大会正式决定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承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虽未出席,但由于他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中的功绩,特别是在创建中国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中的贡献,再次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专门通过的《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认为中国青年团最近期间“能在广泛的中国青年中开展急进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众间的实际工作使你们得以巩固发达,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广大组织”,“已成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肯定由张太雷负责主持的整顿恢复团组织的工作,即“肃清团体”的工作对中国青年团的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表示中国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是“绝对合格的。”

    1923年8月,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考察结束后,留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任中国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1月,与达林共同完成关于亚非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状况和任务的报告(C.A.达林《中国回忆录》)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园柱大厅瞻仰列宁遗容,参加葬仪。同时还写了几篇纪念列宁的文章。

    同年7月15日至20日,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青年团144名代表与会,张太雷和卜士畸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大会。此前张太雷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任李大钊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和翻译。这次大会重新讨论了东方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团组织更加巩固并加强了出版工作和在农民及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张太雷在大会发言中阐明了共青团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时,着重强调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他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文集》)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中国支部的发达和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为进一步给予其“以主义上的、组织上的和行动上的指导”,特别是“尽力传播列宁主义于中国的一般青年工人和农民群众”,决定出版《少年共产国际》中文版,创刊号就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出版了。这和张太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同年8月回国后,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向团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同时,为了总结建团以来的工作,贯彻上述两个大会和中共“四大”的精神,推动全团投入国民革命运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之命,于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一系列决议。在大会的第一天一开始就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已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的名称,中国团开始使用这个名称,是为了避免许多人对共产主义还有误解的缘故,但到这时情况已经改变了。为表明中国团组织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青年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团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也表示和第二国际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根本区别。张太雷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

    上述张太雷1921年至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和活动,表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一位开拓性的使者和活动家。他一方面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作了及时的报告,与各国交流了革命经验,获得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视、支持与指导;同时,他又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支部,贯彻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沟通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密切联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的迅速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常州教育学院副教授)

    (载自《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三期)

【编辑:邓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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