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和他的历史印记

　　1958年3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见图）“费了些周折弄到了波兰签证”，从巴黎经华沙回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故乡格但斯克。1927年10月16日，他出生在这里，当时叫但泽。

　　对格拉斯而言，他生活的朗富尔郊区是一座“堆起的沙堡”，是他失去的故乡和创作的来源：“朗富尔既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所以，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在朗富尔发生，或者说可能在朗富尔发生。”

　　如其所言，“失去是文学的前提”，格拉斯要用文字重构一座但泽城：“当但泽消失的时候，写三本关于消失了的但泽的书和写三卷关于雷根斯堡的小说——假如要举另外一个历史古城为例的话——完全不是一回事。”除“但泽三部曲”之外，故乡的人和事不断在他其余作品中出现，“损失让我变得喋喋不休”。

　　《铁皮鼓》奠定他在德国战后文坛的地位

　　1954年，格拉斯和来自瑞士伦茨堡的安娜·施瓦茨结婚。格拉斯从太太的舅舅保罗那里借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从此迷上了德布林，后者蒙太奇拼贴和万花筒般的创作方式深深影响了他。在一次纪念活动上，格拉斯如是解释德布林对他的影响：将历史大事件与家庭、个人的小事件结合起来。

　　1956年夏天，格拉斯夫妇移居巴黎。在住处的地下室，格拉斯开始了《铁皮鼓》的写作。格拉斯一直在等待小说的头一句话：“我依然缺少第一个句子”。在等待的过程中，德国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和剧作家贝尔特·布莱希特先后辞世，格拉斯和保罗·策兰结下了友谊。终于，“面对那个既是两间小屋的供暖间又是工作室的由于潮湿而淌水的墙壁”，他找到了第一句话：“供词：本人系疗养和护理院的居住者……”有了它，接下来的写作变得非常轻松，“一页接着一页。词语和形象蜂拥而至，熙熙攘攘，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想给人闻到、尝到、见到和提到”。

　　1959年秋天，《铁皮鼓》出版，好评如潮，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格拉斯一跃成为德国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这一切都归功于奥斯卡——“一个侏儒、一个残疾人、一个偏执狂，一个想象中的二十世纪的畸形儿”。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被《铁皮鼓》肆意的想象力和内敛深刻的反思所震撼：“在纳粹的乌烟瘴气之后的一股清流——我在德语文学中从未找到过的创新力。”

　　1999年，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铁皮鼓》出版后，他便被认为会成为下一个获得诺奖的德国作家。

　　浓厚的反思意识成为他创作的主线

　　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觉得“人类似乎太多变”而有4年停止了写作，格拉斯一直在用他的创作对抗着流逝的时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不时地变换，就像休息那样，又插入诗歌，接着是干巴巴的竞选演说，从1989年起，还包括有关德国统一政策的演讲稿。”文学对他而言，是一种与时间、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时间的流逝总是有利于做坏事的人，对于受害者而言，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格拉斯的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反思意识：历史并非尘埃落定，历史不该是“那些我们所接受的存放起来的东西”。

　　2006年9月，格拉斯在其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首次向公众袒露自己曾经在纳粹党卫军中服役，舆论哗然，公众无法接受一个“德国的良心”会将自己加入党卫军的事实隐瞒60年之久。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党卫军的经历始终是他人生的瑕疵，这么多年的沉默，促成他写成这部自传，向公众坦白。

　　出于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格拉斯认定德意志民族的罪责个体同样有份，而且下一代也必须继续承担：如果你继承了一处被抵押的房产，即使欠债的人不是你，即使抵押房产的收益你并没有享受到，你仍然要负责清还欠款和偿付利息。

　　“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写作，我感兴趣的一切，都教会我不能随意选择主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我的主题的是德国的历史、那场疯狂发动并蔓延的邪恶战争、波及整个年代的无休止的恶劣影响。”从格拉斯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辨识出20世纪的历史印记，它们是时代的见证和文学书写：讲述纳粹德国、二战的“但泽三部曲”；献给“四七社”创始人里希特的《相聚在特尔格特》；反映全球化进程的《德国人会死绝》和《比目鱼》；以两德统一为题材的《辽阔的原野》；《我的世纪》更是一幅20世纪的“叙事画卷”。

　　2015年，格拉斯在吕贝克去世。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格拉斯直到死以前还在创作。他没有休息。他一切为了艺术、一切为了文学。”格拉斯用文学对抗着时间的流逝，直到最后一刻。（邱袁炜人物速写、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