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诗意地栖居——中国建筑这五年

　　新中国“十大建筑”之一——北京人民大会堂。

　　人民视觉

　　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建筑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涌现的“十大建筑”，即是其中的代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重新定义了天安门前的空间，一个人民政权的恢宏广场由此定型。在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建筑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也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信息化社会里面临一个更趋复杂的环境。建筑不仅仅关涉国家形象，还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它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左右建筑的社会机制也处在不断更新、调整过程中。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建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现代化探索与民族意识觉醒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建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成为世界建筑界瞩目的热点地区。在这个建设周期中，“快”所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从建筑领域看，可谓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之前的种种偏颇得到来自最高领导的批评和纠正。最为显著的变化，一是中国建筑文化立场日益清晰，建筑师文化意识觉醒；二是从粗放向精细转变，无论设计还是施工，都开始潜心打造精品，不惟速度论英雄；三是设计创作进入真正的繁荣期，中国原创建筑设计频频获奖，正在形成一股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坎坷。虽然，作为一种风格样式的现代主义，在民国时期就进入中国，并有少量作品，但完整的现代建筑体系建设却非易事。政治、经济和审美意识的多重制约，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建筑游离于现代建筑主流。同时，长期以来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念误区，让中国建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模仿甚至照搬西方建筑的形式。从学习过程讲，初始阶段的模仿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模仿中丧失文化的主体意识，则是危险的。

　　从第一代留学西方归来的建筑师开始，对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就不乏思考与探索，其路径简单说来就是技术现代化加上形式民族化，早期的中山陵即为代表作之一。其钢筋混凝土结构，沿用的是中国古典建筑形象，用心能为世人理解，但显然不能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之为“穿西服戴毡帽”。这是一种勉为其难的权宜之计，要素之间不相匹配，在特定语境下可以成立，却难以推而广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重大项目建设中，虽然在沿用古典形式方面有所变通，但基本思路仍然不脱此道。上世纪80年代，建筑界有一场关于“形似”还是“神似”的大讨论，希望能在形式语言上有所创新，走出沿用古典建筑形式的窠臼。在讨论中涌现不少启发性作品，如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今天的眼光看，围绕“相似”的讨论，仍然难以催生真正的文化创新。

　　开放的价值及其被误解

　　及至改革开放，一方面引进境外设计，另一方面形成房地产行业，中国建筑迎来大发展的时代。

　　房地产业兴起，释放了国人压抑许久的空间需求，带动经济强劲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大众对建筑的关注和热情。不幸的是，一段时间内专业媒体失语，建筑舆论多被大地产商控制，极大左右了社会意识。地产商们以迎合大众欲望的姿态，宣扬满足占有欲的价值观，以虚夸的宣传拓展市场，大量项目以罗马广场、剑桥小镇、普罗旺斯花园、纳帕溪谷、加勒比海岸等命名。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来了、南非的失乐园来了……当这些项目汇成一股洪流，整个中国似乎是一个超级世界公园，人们在占有世界的幻觉中，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更谈不上文化立场，娱乐化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被消解。在这样的热潮中，某些官员错误的政绩观进一步推波助澜，白宫、天安门城楼成了政府办公楼，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境外设计的引入，是建筑领域深化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中国建筑迅速融入世界建筑主流。境外设计带来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观念，促进文化交流，也带来审视自身文化的他者视角。当美国建筑师波特曼在上海商城项目中，以现代语言诠释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符号时，启发本土建筑师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他者的眼光毕竟是他者的眼光，何况并非所有的境外设计都有向中国传统致敬心意，大量境外设计难免简单移植的弊端。境外设计也成为地产商的商业招牌，久而久之，崇洋心理泛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随后，境外设计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开发商和某些领导，惟洋是举，不管设计方是否真正了解本土实际状况。洋牌子某种程度也成了挡箭牌——以学习先进的理由，屏蔽掉批评和质疑。崇洋的结果，必然是对本土设计形成压制，中国建筑师的实践空间被大幅压缩。建筑设计界自嘲的说法是，一线城市的项目基本都是洋设计，一线城市的设计院只能拿到二三线城市的项目，二三线城市的设计院只能拿到四五线城市或远郊的项目，这样的梯级效应无形中也摧毁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里，消费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城市成了资本表演的舞台。资本热衷于制造奇观，以奇观吸引关注并从中谋利。建筑成了一种形式游戏，所谓“奇奇怪怪”的建筑，在这个逻辑里并不奇怪。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逐渐忘却了建筑的本意：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建筑是根植于其所在地风土和文化传统的，是人们宣扬价值观的手段，是对日常生活的定义，是自身文化的表达。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热土，中国建筑得到充分关注，但没有赢得尊重，因为我们缺乏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速度与规模是基础层面的能力，奇观形式更非重点，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定义自身？

　　政策引导与文化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三项政策扭转中国建筑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向精细转型，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文化自信要求我们珍视自身文化传统，尊重地域文化和人民的真实需求，优秀的设计一定来源于生活的真实需求，是对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准确定义，绝非空中楼阁；美丽乡村建设则是夯实高速城市化之后中国建设的基础，留住民族发展根脉，既要让最广大的人群分享发展的利益，又要保留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如今回望，这些政策成效已是显而易见。

　　自2012年中国建筑师王澍获普利兹克建筑奖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走上国际建筑界的领奖台，世界关注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也越来越认可中国建筑师的能力与思想。

　　王澍的建筑，从审美上归宗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与之类似的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作为中国首次在海外世博会上建设的国家馆，塑造了富有朝气的国家形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以交替叠置的钢梁，隐喻传统的斗拱构造，整体造型仍具有大屋顶殿堂建筑的意味；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以参数化的设计方法，将山水轮廓与城市建筑天际线衔接，以“希望的田野”为主题，诗意地呈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这些优秀作品说明，中国建筑不仅越来越有文化自信，而且建筑师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也日益超越形式层面，走向深入。得奖与否并非评价的唯一标准，但也是判断的重要依据。当中国建筑师以现代主流建筑语言，重新演绎我们人居环境的营造传统，不仅收获国人的认同与共鸣，也得到世界同行的尊重。他们看到中国古老文化的生命力，看到东方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看到另一种智慧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建筑需要技术，但建筑的技术路径并不是唯一的，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文化生态的丰富性，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行。

　　中国建筑师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宏观政策所营造的环境；其二是一大批建筑师沉潜下来，在广袤大地上主动寻找机会。例如贵州的西线工作室，长期扎根于本省县乡，研究当地传统村落人文结构与地缘构造之间的关系，总结传统建造智慧，厚积薄发，佳作频出，乡村展现出广阔的可能性。东部地区在高速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不经意间丧失了文化话语权，西部地区则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积极探索文化振兴的新路径。经济繁荣不等同于文化繁荣。

　　深化改革与文化繁荣

　　作为一门困难的艺术，建筑行业整体水准的提升，有赖于上下游多个环节的共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可喜变化是，建筑产业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上下游产品的主动研发、原创设计渐成趋势，产业环境得到改善，这也是涌现优秀建筑师、优秀作品的基础条件。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优秀设计师主动走入产业链前端，根据自己设计中体会到的需求，介入新产品开发，不仅丰富了产品，而且提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整体的设计意识得到强化。供给侧改革的要义也在于此，简单的产能追求只能造成产能过剩，市场的真正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中国建筑的产业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改革与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才能有力推动这一进程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了中国建筑师的整体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国有大院、小型工作室、境外设计机构和个体建筑师多样化的体制并存，竞赛、招标、邀标和直接委托等多种机制并行，大批年轻建筑师投身创新创业浪潮，造就一个空前繁荣的设计时代。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中，作品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发生颠覆性变化，自媒体、新媒体发挥超乎想象的作用，一则微信的传播力能瞬间造就一位网红建筑师，民间营造、小型商业开发为年轻建筑师提供了更多机会，一个更为健康的建筑文化生态正在形成和完善。近年来兴起的民宿热，也是一个有指标意义的现象——空间开发不再被地产商垄断，设计师全流程参与，给了文化表达更开阔的空间。

　　中国仍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运行，中国建筑业还在热潮中继续成长。在信息交流日益快捷的今天，求新求异的冲动很容易让人迷失初心。建筑天然具有公共属性，哪怕私人住宅，也是公共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不仅要优化建设程序和相应机制，建筑作为公共话题的评议机制，也理应提上日程。

　　五年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个五年实现了中国建筑的重大转向。供给侧改革在呼唤更多更好的作品涌现。人类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建筑界永恒的命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