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

　　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印行了一本小册子，该书一时洛阳纸贵广为流传。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忠义之士的8个故事，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编著者为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借由该书，先生希望告诉国人，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仁义礼智信何须多谈！忠君体国，是历代君子的操行。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史开其端，都太爱谈人性，汉奸的行径有时竟以“人性的复杂”往往就能潇洒推脱，或是成了心理分析的好玩案例，比如说汪精卫因为“自恋”而沦为汉奸云云。和平时代，繁华世界任尔胡说八道，但在那个时候，张元济面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世道？1937年5月，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

　　然而，颇有人是看不上这本书的，说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个死字，留不下活口，血淋淋的。可能我们已经忘了，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利益而死，毛主席说的是张思德同志，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那些替法西斯卖力的人呢？没错，就是那些汉奸和反动派。比如，曾几何时，汪精卫们风度翩翩，陈公博、梁鸿志还有如今声望不小的知堂老人周作人，都是当时一等一的新旧文化的士大夫。那又如何，心中再有安顿，也是背弃祖国。

　　进士张元济当然也是一等一的旧文化的士大夫，商务董事长张元济更是一等一的新文化人。温文尔雅的张先生在抗战前夜写就的这篇篇带血的故事，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完全就是一个传统的前现代的农业国和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能因此放弃吗？如果不放弃，我们又能如何？于此之间，汪精卫们和民族脊梁的差别高下立见，在这本小册子里，张元济的选择是几乎不近人情的，无论是开篇赵氏孤儿的故事，还是后面所说的伍尚的完美人格、子路的从容赴死、豫让的国士无双。

　　开篇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张元济夸奖得直截了当：“公孙杵臼的死，是死于忠；程婴的死，是死于信。”

　　楚王抓了伍尚和伍子胥的父亲，告诉他们如果回来就放了他们的父亲。伍尚明知这是个必死无疑的圈套，但是依然选择去救父亲，让他的弟弟活下来报仇。

　　子路于卫国公室之内乱，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遂结缨力战，从容赴死。

　　豫让是晋国的士，辗转范氏、中行氏，在智伯那里得到了重用。后来智伯一族被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给灭了，头骨也做了酒杯。豫让就立志为智伯报仇，志气坚决，一连两次，最后伏剑自杀。

　　这些忠义的人其实都可以不死，但是他们最后都选择了死，这里并不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这里的死，都有着更加重要的理由和原则，甚至比生命还重要。这其中有臣子的忠义，有君子的孝悌，有大复仇的精神，有报之以国士的自觉。这些事情是很难的，但正如豫让所言：“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

　　笔者以为，面对“先进”与“落后”的文明冲突，“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落后文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追赶所谓“先进文明”。什么是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张元济先生的这本《中华民族的人格》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这也是为什么，日寇要禁毁此书的理由。

　　所幸以中国之大，祖德之厚，尤其在民族危难之际，志士仁人更是前仆后继。就在《中华民族的人格》出版的那一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无数中国人像这本书里提及的义士那样，不畏死，不惧难，千家炮火千家血，一寸山河一寸金，投身烽火硝烟，筑起血肉长城，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