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虽艰近家乡

廉村的古堡和城墙

　　几乎每年夏天，廉村人都得往楼上扛一次冰箱。

　　那一天到来时，手机失去信号，停水停电，半夜人也睡不安生。有人专门跑去古城堡外的溪边查看水情，来来回回，看着溪水一路上涨，最终淹过城门。村里的广播响起：洪水来了。

　　这个坐落在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的古村落一心要发展旅游，将百年香樟树林打造成“天然氧吧”，地上的音箱配合着轻柔的曲子，2000多斤的观赏鱼被放进绕城的水渠里。但很快，洪水淹没了音箱，冲走了观赏鱼，连上了年纪的香樟树也断送在台风之中。

　　洪流里，人们更热衷于讨论这个闽东的小村落该何去何从。“搞一个‘世界反腐峰会’！”在一块拥有历史的“廉”字碑旁，人群热烈地讨论着。

三年没有洪水，母猪的耳朵都能戴上金耳环

　　“毒泥巴”是洪水的附赠品之一。水退了，留下半米厚的泥巴，堵在明清古官道上，臭味难闻。村党支部书记陈峰说，清理工作需要一个月，光运泥巴的费用就要五六十万元。

　　洪水还爬上百年老宅的墙壁，留下齐腰高的黄色印记；也漫过几间祠堂，族谱只好被装箱锁在二楼。躲避了战乱和各式运动的古村，不得不在每年来犯的洪水中捍卫自己的历史和声望。

　　廉村曾是赛岐港上游的重要码头，是当时闽东北和浙南的食盐、鱼货、布匹以及山货交易、贩运集散地。

　　明代，廉村以古码头为中心向两翼延伸，形成了一条绵延十里的繁华街市，溪边榕树、樟树成片，300余家店铺分布于古商道上，米铺、鱼行之外，又有药行、皮行、酱货、酒铺、钱庄、染坊，屋檐挨着屋檐。

娶亲的队伍

　　“十里长街不打伞”——店铺密集的程度足以为行人遮雨。明万历年间，一场廉村人记忆里最大的洪水来了，一夕之间，冲走城墙、商贾、祖宅、古树和作为水上集散地的往日荣光，自此，廉村人开始了与水患旷日持久的斗争，直至今天。

　　如今油铺的碾还立在明朝建筑的城墙边上，廊下状如灯笼的精巧构件穿过电线两旁，面对潺潺溪水和历史“布景”，很难让人不去想象舟车繁忙的古装景象。

　　“小时候当然最喜欢在溪边玩。”村里的老书记陈木成说，他的答案与各个年龄层的人出奇一致。一个村庄拥有了河流，就拥有了故事的发源地。当现代淋浴设施已经普及的今天，仍然有村民光着膀子蹲在溪边，先是洗手，再是洗脸，最后拧一把毛巾擦擦后背，也有人直接跳进河里游泳。落日余晖将溪水染色，只要洪水不来，它总是清澈的。

　　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2015年，“50年一遇”，水位涨高了8.5米，地势低的房子淹了三分之二，村民半夜都在往楼上搬家具和电器。老年活动中心一排排的麻将桌也被淹了。身有疾患的一对公婆，孩子即将读大学，望着被淹的脐橙，愣愣地，直到流出眼泪。

　　脐橙是这里近些年流行种植的作物，被洪水一冲，即将成熟的果实会“啪嗒啪嗒”往下掉，再也换不了钱。还有甘蔗、水蜜桃、萝卜、花生、大豆，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谁也躲不开洪水。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端午节之后都知道要防洪水，一楼不能放东西了。”陈绍华是总祠族长，是廉村精神和传统的守护者，在整个姓陈的村子里，他是第34代，白背心外的衬衫空荡荡的，胳肢窝处裂开了缝也不在意。

廉溪边上洗衣的村民

　　再之前的那次大水是1969年，一半的旧房子被洪水冲走。陈绍华摇着小船把低洼地区的村民接到高处去时，会碰到电线，“幸好那时电线不多”。正值中秋，月照满城。

　　那年，陈峰刚刚出生，洪水距离他家的房顶还剩40公分，两天前，陈峰的奶奶才过世，停在一层的棺木不得不随着水位一直往上拉，最终悬在靠近屋顶的空中。

　　在人们印象深刻的大洪水间隔里，还有数不清的“一般洪水”填充。每年农历六月到八月，洪水来犯，多的时候一年3次，这是“让廉村最头疼的事情”“直接威胁生命和财产”。

　　在廉村有一种说法：三年没有洪水，母猪的耳朵都能戴上金耳环。

　　“在廉村做农民还是很好做的，”族长陈绍华说，这片风水宝地滋养着富足的农民，“只要洪水别来”。

为官不廉洁，死后不能葬在村里

　　沿溪一条鹅卵石铺就的5米宽古通道，通往唐宋古码头。这里曾走过长辫子的农户和买卖人，如今是拍婚纱照的情侣钟意的外景。

　　古堡城墙环村而筑，全长1400米，最初是为抵御倭寇而建。西城墙上有古碑一尊，上书“癸水”两字，据说是朱熹的手迹。

　　村委楼前，一道道荣誉牌匾闪着金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福建省廉政教育基地”……

　　老书记陈木成也是村里的三个导游之一，他个子不高，与村里的大多数老头儿一样精瘦，皱纹里爬满老年斑，腰间常年别一个导游扩音器，手里攥着个草帽，“这就是我的锄头。”他指着扩音器说。

　　他一辈子没出过廉村，嫌外面“车又多，人又多”，尽管已经卸任，他仍然出现在村委的大小会议上，往角落一坐，甚少发言。“到底是廉村人，这里是我的根。”

　　他介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曾在上世纪末来到廉村，感叹“保护如此完好的古文化、古建筑、古木雕和石雕、乃至街道造型都是少有的，是福建省内的首次发现。它有着巨大的研究和发掘意义。”

祠堂和照壁

　　当年“破四旧运动”中，为了保护先贤的墨宝和寿屏，廉村的一些老人想方设法把字画藏了起来，有的用粽叶包裹着埋在地里，有的用破草垫遮着夹在屋梁下，有的就干脆把它当做猪圈或茅屋的顶棚之用，以此掩人耳目，躲过了这场灾祸。直到改革开放多年后，廉村的这些字画和寿屏才得以重见天日。

　　但一些印记是很难抹去了，祠堂画着双凤朝阳图案的藻井，在“文革”中被涂白，村民从图案的寓意上推测它画于慈禧掌权时。“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出生在廉村，是最出名的“旅游资源”，他的祖宅已变成平地，如今荒废着，杂草及腿高。

　　大唐玄宗在位的一个秋夜，左补阙兼太子侍讲薛令之以诗劝谏却并未被重视，于是辞官回廉村。直到太子继位，念及恩师，欲请回宫，却发现薛令之已经辞世。“因感念薛的清廉，皇帝赐他的故乡为‘廉村’，村边的溪水为‘廉溪’，村前的青山为‘廉岭’。”陈木成说。

　　因为这个“廉”字，如今旅游的客流中，纪检系统的占比很高，廉村古老的照壁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反腐倡廉的宣传片里。

　　唐宋年间，这里还先后走出33名进士。在村里行走，能看见散落四处保存完整的16对旗杆石，按古代惯例，家中有人考中举人才能立起。它们与照壁上的龙头鱼一起见证了村里曾盛极一时的科举之风。

　　村委楼旁有个凤池，种着睡莲。四周的围墙在一次大洪水中倒塌，只剩下门楼岿然不动。以前村委楼是学堂，学生取池水磨墨，祈求高中科举，金榜题名。

　　如今，每年薛令之中举纪念日和中高考前夕，是廉村村口的明月祠最热闹的时候。“明月”是薛令之的号，他端坐在祠堂中央，接受十里八乡的村民参拜，祈求佑护学子考上理想的学校。

　　关于仕途的传说隐匿在古城的边边角角。景点之一的古官道，相传若是走得歪歪扭扭或无精打采，就会影响将来的仕途，在日后官场上，会经不起诱惑，守不住底线。

　　过去，族规中还特别写明，凡是出外为官者，若不能做到廉洁，百年之后不得回村，更不能在村中安葬。祠堂里“覆载资生”的牌匾旨在告诫为官者，老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能决定为官者的生死命运；另一层意思是天覆地载，天地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资助芸芸众生，为官者应该树立为人们服务的宗旨。

游客像流水一样，来了就走，留不住

　　廉村对历史的重视起源于一个丢失的麒麟石头雕像。在1992年，一对周身满是传说的石麒麟不翼而飞，村民设法到处寻找，却没再追回，“据说被卖到了境外”。

　　那是廉村开始保护文物的起点，“你看外面的老房子斜着，摇摇欲坠，感觉风一吹就快撑不住了，有的屋檐已经没了，台风洪水一来就完了。”老书记陈木成很着急，“看到我就伤心。”

　　如今，廉村千方百计想要吸引游客，就在村口的城堡上种上向日葵，他们想象着游客一进门就看到金灿灿的太阳花的样子。最终却发现，阳光总是在另一面，留给游客的始终是向日葵的“后脑勺”。

　　人们现在已经知道古建筑的珍贵，有的村民甚至担心广场舞强劲的鼓点震坏老建筑。古屋大多是木质的，一到过年，晚上点蜡烛时，总有人骑着摩托车绕村走，拿着锣一下一下地敲，用当地话说“小心火烛”。

　　洪水却能一下子吞没这些“小心翼翼”，除非有一个堤坝。

廉溪上的渔家

　　“有人说，廉村让水冲两年再说，我听了很生气。”陈佩尧出生在廉村，是村民口中这些年最有出息的人。他曾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如今已经80岁，白发里没有一丝青色。

　　“不是没有办法呀，怎么能让水冲两年呢？”他穿着中式对襟白大褂，戴金丝眼镜，头脑清晰，“防洪，不要死了人再去重视。”

　　廉村一溪之隔的城市新区溪北洋正在热闹地开发着，机器轰隆隆的响声传到对岸，村民很着急，“对面一开发，地填高了，周围防洪堤都做了，廉村就更危险了，水都往这边流。”

　　党支部书记陈峰说，去年有关部门租了一艘渔船，从溪潭镇的村头到村尾，只有廉村还没做防洪堤。

　　“廉村比较特殊，那么多国家级的名头，动一草一木都要上面同意。”他们从2013年开始往上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动工，“要做生态防洪堤，普通的就用水泥盖上，生态的还要往上盖层土，造价大，将近1个亿。”

　　“浓浓的古村文化气息要与外界保持距离。”陈佩尧说。怎么保护廉村的发展，像另一道无形的堤坝横亘在古村与财富之间。

　　陈佩尧18岁离开廉村，清爽的空气，湿润的地面，以及树木好闻的味道，那是他人生的清晨。那时福安还没有汽车，他辗转来到上海读大学。

　　再回来时正是人民公社运动，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屋后山上的树都砍光了。

　　廉村人的全部生活凝聚在这里。一份针对廉村的调查显示，85.9％的原住民对“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积极”持赞同态度。原住民认为“游客过来多多少少都会买些特产回去，我们农闲时都会摆些东西出来卖，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的。”

　　但大家总觉得不够。“廉村的游客像流水一样，来了就走，留不住。”一位村民站在自家门前说，村里上下都在想着一件事，怎么才能把游客留住。

　　村子做了卡丁车的赛道，但在旅游淡季，它们和游船一样停在一角。早几年村里还建了一个水上娱乐园，很快黄了。现在他们指望刚种上的油菜花田，在每年短暂的花期能吸引一批拍照的人群。

端午节赛龙舟

　　如今游客三三两两走在古堡四周，一家被村民称作“丽江风格”的酒吧矗立在古码头旁，夜晚河堤卵石反着月光，酒吧里播放着常见的那几首民谣，高脚凳是木质的，茶水比酒精卖出的要多。

　　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这里也是乡野酒肆，自酿的一白一红“冬白酒”“红曲酒”一直畅销着。天热的时候从酒瓮里舀起来即可饮用。天冷的时候，舀起倒入自制的锡壶中，沉入柜台上热腾腾的铜炉烫上片刻，馋酒的农人及做短工的粗人们，便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

　　他们往往买上半斤八两的白酒，好似长舒一气地倚在柜台边，或者就在门前胡乱找个地方，一屁股坐下来歇息片刻，边饮边闲谈，喝完了，趁着酒劲，再干会儿农活或者其他活计。

　　商人一旦光顾酒肆，一般都要约上两三人，生怕泄露商机似地，找个偏僻角落坐下，在推杯换盏中，故意把交谈声压得很低。而很多文人墨客正好相反，他们喜欢在黄昏，独自或相伴踏入酒肆，朝着店家大喊“烫酒来”。

　　因为早年间的洪水，廉村的商业贸易受到重创，河道变窄，船体变大，古码头随之走向衰落。解放后，公私合营让商业活动渐归沉寂。1958年随着公路的开通，码头和酒肆热闹的景象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出路

　　在古村落未来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官员、士绅、外来者各色人等陆续亮相。现代文化与农耕文明碰撞之后的多元利益诉求从土地中长出来，爬往每一个可能的方向。

　　7月的一个下午，炎热潜伏四周。全村人早早来到祠堂，在老戏台下等待一场从厦门来的老年文艺团体演出。据说，这样的演出一年有一两次，全村人都盼着。

　　两台风扇马不停蹄地转还是难以缓解炎热，偶尔一阵莫名的自然风能激起慰藉的惊呼。阿婆到处逮乱跑的小孩，即将上场的老年人脸上的粉和油混合在一起，在百年戏台卷翘的屋檐下，一场名为贯彻《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消夏演出开始了。

　　没有串场，话筒吱吱作响，手风琴和二胡是主要的伴奏乐器。当《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音乐响起时，台上台下形成一段默契的合唱。

　　傍晚是炊烟的味道。人群在晚饭的高峰时间逐渐散去，相互还议论着演出好不好看。

　　在演出开始前的上午，廉村开了一场小型座谈会，邀请以前福安市的领导和陈佩尧一起为廉村的发展谋出路。

　　那位领导曾经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承诺能为廉村修一个电影院，“让来旅游的人先看一看廉村的介绍片。”

　　他建议组织文艺家来这里采风，“再拍个电影。景致拍下来一播，全世界都知道。”

一位游客在廉村自拍

　　他甚至指了一条更为具体的路，“廉村连个像样的茶楼都没有，修个荷花池，荷叶摘一点，放点糖加点水，一壶就能卖50元，只有看到效益才会更爱家乡。”

　　陈佩尧点点头，“旅游空气不能太浓，标语横幅少一点。”他也为家乡贡献了一些智慧：先是祖宗的古墓在文革中被毁了要重修；堤坝还是得建起来；还可以搞一个“明月书院”，书院是跟外界交流的作用，“搞一个廉政的国际交流会。”

　　“国家也需要，我们这里也需要。外宾住什么地方？要先修个宾馆……”

　　“举办一个 ‘世界反腐峰会’。”溪潭镇的镇长刘星贵介绍了专家的建议，要把廉村打造成世界性的“廉文化”中心。

　　谈起未来出路，刘星贵很兴奋，“比如先做一个廉政博物馆，向社会各界征集廉文化的收藏品，宗祠可以拿来做展馆。”

　　老书记陈木成介绍，游客最多时一天有4万人，2500辆小汽车停在古村四周。

　　“村民采茶芯，一斤才8毛钱。旅游真正带来的收入不多，就业岗位有保安和外面的一排店铺。游客多了，甘蔗好卖一点。这么好的资源，运作起来应该人人得到实惠。”刘星贵说。

忙碌是他们这类人的生活方式

　　祠堂曾经是几代廉村人的学堂，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常年在它后院写书法，“小的时候在这里读书，长大还给它。”长祠的后墙上还印着“团结世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历史印记。

　　陈氏总祠正中间的大门一年只开一次，在冬至那天。村里德高望重、儿孙满堂者被选为主祭孙，轿子抬着绕城一周，从正门大大方方地走上红地毯，在儿孙的搀扶下拜上一晚，“叩头360次”。

　　“跪下去，扶起来，感觉是激动又荣耀。”族长陈绍华曾做过主祭孙，干瘦的脸上满是威严。

　　为了防范洪水，总祠修建的地点是廉村的至高点，也是曾经的公共空间，八九十年代，里面播放电影，一毛五一个人，小孩子没钱就翻墙进去。一到下雨天，八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在祠堂前下象棋、讲故事，聊的多是童年小伙伴的事情。

　　如今的公共文化空间转移到村头的游客中心处，“廉”字石碑旁，除了拥有统一服装的广场舞大妈，每晚聚集在此的还有显摆新玩具的孩童和打手游的学生，两个足够亮的大灯照射了廉村人的全部夜生活。

　　白天，男人扛着锄头，脖子上挂着斗笠，行走在石板路上。农人敲击农具的单调声响起，女人则在家里摘茶芯，动作迅速地揪掉叶子，留下茶叶最嫩的部分攥在手里，入筐，等待收购者的到来。

　　著名景点“一门五进士”的大院，又迎来一批游客。

　　陈光清是“一门五进士”的后代，他记忆里，气派的宅子最多时住进七八十人，光堂姐妹就18个，孩子们绕着中堂玩耍。戏台上看了戏，回来就在家里演着玩。如今只剩下三四户人家还住在这里，地板因为某年洪水冲垮，抹上了水泥。

　　“我在这里出生，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中堂中央的画从关公换到孔子，陈光清的孩子已经在厦门工作，但坚持将来要回这间屋子举行婚礼。

　　廉村的婚礼还遵循着古制，新娘头上有盖头，乘花轿。二老坐在太师椅前，周围用屏风围起来，小院里直接摆上10桌酒席。

　　陈光清结婚时正处在“文革”时期，穿着军装一样的衣服，四个口袋，梁上挂着红花。

　　在经济大潮汹涌的那几年，一些珍贵的明清家具、精美的木窗雕，被商人贱买走，一些字画、牌匾接连遗失，甚至连镇村之宝薛令之故居前的两头古朴可爱的元代石狮也在1997年4月被盗。

　　“一门五进士”的院里只剩一对破损的对联还挂在外面，“当初因为它破破烂烂的，才没有被偷走。”陈光清说，他今年65岁了，是厂里年纪最大的工人。年轻时种茉莉花，在天气最热的时候采摘第二天会开的花蕾，改革开放初收入年两三万元，感到心满意足。

　　后来茉莉花种不下去了，他到福安城里打工，在这个电机厂之乡，陈光清先后去了两家电机厂。在第一家做了7年，厂子倒闭，工钱没拿回来。第二家电机厂是朋友开的，他每天5点半到工厂，站在热熔炉前工作，厂子头顶是铁棚，在当地夏日40度的天气下，电风扇的风吹在身上都是热热的。中午很热，下午更热。

　　他在上世纪90年代做过村党支部书记，正赶上廉村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凤池旁边以前有个商店，妨碍集体开发，陈光清带头拆除，后来他家的锅都被人砸了。

　　廉村的农民多跟他有着相似的足迹，种茉莉花，换脐橙，被水淹，去城里打工，忙碌是他们这类人的生活方式。

　　只有过年是真正清闲的日子。每逢正月初九，廉村都集中数十人的队伍，带上本村“鼓箫班”到杉洋林公宫迎请林公大王。上年成婚的青年往往要加入迎请队伍之列，队伍返村时，村中鸣铣焚香，老少咸集，热闹非常。五月端午节前，女婿照例要给岳父家送黄鱼，俗称“送鱼”。娘家要给外甥男女送节饼、夏衣等，俗称“送节”。

　　“城市化的改造过程中，外来的干部没有感情，本地人有感情，”陈佩尧说，他小时候在廉溪学会了游泳，夏天就穿一条短裤，“一天不知道要下去几次”，一边游泳，一边捉虾，抓到了就当场吃掉。溪边的竹子被人砍掉了，留下一个一个洞，每个洞里必有虾。

　　到了上海，他可以横渡黄浦江，从浦西游到浦东，“很舒服，跟廉溪的流水差不多。”

　　“溪北洋的建设要修一条马路，沿着廉溪上去，这个路没有任何运输功能，劳民伤财，山岗也要夷为平地，为这事我专门给建设部门写了一封信，修路之后，廉溪再也不是廉溪了。”他说。

　　在这代人尚未出生的时候，先人就为保护廉村做出了许多努力。如今廉溪旁立着一个不起眼的古碑，碑文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清。那些开始模糊却也深入石头肌理的文字写着：“大路两沟不许曝晒秽土，堆塞园草，违者罚戏二本。”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