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不是技术问题，是良心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曾提出过著名的二分法悖论，即运动是不可能的。他是这样假设的——若要达到终点，首先要到达全程的1/2处；而想要到达1/2处，必须先到1/4 处。就这样，永远也无法达到终点。推而广之，当把运动分解成无数个部分时，你会发现，你根本连动都动不了，从而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被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听到后，专程到芝诺的家中拜访，当着芝诺的面走了几圈。第欧根尼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这不是在运动么？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用幽默的方式去证明那些奇葩的问题。例如，近日一则新闻中的小伙子，面对银行要求其开具“我是我”的证明时，就犯了难。这个小伙子名叫赵正鸣，因为银行方面在开户时将其名字误写作了“走堯正鸣”，便要求他到派出所开具一张“走堯正鸣是赵正鸣”的证明。派出所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本着让群众少跑腿的原则，为其开具了原本不需开具的证明，顺便向银行普及了户籍常识。

    应该承认，银行在日常管理中制订了较为严格的制度，既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又是为了保障用户的存款安全。然而这样的措施一旦越了界，尤其是让用户为银行的错误承担后果时，银行的“负责”就成了用户的“负担”。

    这些 “我妈是我妈”、“我是我”甚至“我还健在”的奇葩证明，反映的是服务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有些单位没有厘清自身的工作职责，工作时就难免“踩过界”。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可能的风险，一些单位力求证明程度的最大化，以达到承担责任的最小化。这一大一小之间，折射着责任担当的缺失和服务意识的缺位。在深化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奇葩证明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其滋生的土壤依然没有消除。

    提高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依法办事，在有些单位的的确确形成了制度，然而这些制度只是挂在墙上装装样子，走走过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被新的说法，新的要求“后浪推前浪”般的替换下来，放在仓库里。有些制度从挂上去到拿下来，可能都没有人注意到上面写了什么。从这个角度说，奇葩证明的背后缺少的往往不是相应的制度，而是制度的真正落实。让制度从墙上走进人的心灵，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以制度规范制度，恐怕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式。

    反过来说，往往正是制度的过于繁冗，反倒导致了奇葩证明的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证明是制度的产物，随着制度的不断修订完善，证明从内容到种类也在不断完善。而在某些“完善”的背后，实际存在信息的过度采集和重复采集，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表格中已经显示了身份信息，还要再交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又例如办事时需要填写多份表格，每份表格抬头几栏的基本个人信息都是重复的——像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谨慎、耐心与细致。殊不知，这三个本是用来规范办事员的词汇，却往往用来要求办事群众。

    客观上讲，信息的重复、过度采集反映的是在一些单位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由于信息的不共享，一份表格填多次，一个证明需要多个单位盖章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有人把奇葩证明归结为技术问题，以期通过大数据等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回到新闻本身。值得庆幸的是，小伙子正鸣在派出所开出了证明，民警为其正名。而这件事也正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只要心中存着群众，愿意服务群众，那么打通最后一公里，走进群众心坎里，从来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良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