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进厕所搞革命

钱军

　　钱军办公室书架上摆着马桶模型、厕所除臭剂和一大瓶金黄的尿液，办公室门外贴着一枚大大的大便贴纸。看到的人都会笑，可他在办公室里叹气，“我是陷在厕所里，越陷越深了。”

　　三年前，他还是风光的商人，搞物流，办餐饮，做金融，“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立志改变中国公厕环境的他把生意都搁在一边，社交账号的昵称改成了“厕所先生”，每天的日程全被厕所排满，甚至用孩子的名字“昱庭”成立专门的厕所文化发展基金。

　　人们说他跑偏了。相交多年的老友听说钱军为这事花了上千万元，惊得合不拢嘴，然后拒绝了他筹款的请求，因为“这压根不是个事儿”“还不如救几个濒死的孩子”。从来没张嘴求过人的钱军话噎在嗓子里，脸憋得发红。

　　每到一个地方，即使没有便意，钱军也要一头扎进厕所考察一番。日本的公厕整洁得一尘不染，甚至脱了鞋才能进。台湾的火车站里摆放着“肛门厕所”的醒目标牌，里面有低矮的清洗池和塑料便袋，专为因肠癌等疾病而肛门被切除的人士准备。可是在中国西部考察，钱军发现人们挖一个大坑，架上木板，再搭上个棚子就是厕所。蹲在上面有吱吱呀呀的响声，屎尿都滴落在外面。城市里公厕倒不算少，可很多都弥漫着尿液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马桶圈上布满可疑的污渍，地上总是湿漉漉的。

　　“中国人能上天下海，可又连厕所都搞不干净！”钱军嘀咕说，自己三年多前就是被这句话击中，觉得中国人去日本疯狂抢购马桶，已经开始对厕所有追求，公共设施与需求脱节会愈发严重。可三年多后的今天，他不得不承认，“离目标还很远”。

　　他认识的著名地产商在老家甘肃天水花了近千万元，给只有旱厕的几十所小学建现代化的厕所，如今大多被废弃。因为每年要花几千块钱保洁运营，又需要专人管理，校长们觉得太麻烦，“没必要为小事操心”，就把这些厕所一锁，依旧让孩子们去蹲苍蝇蚊子乱飞的茅坑。

　　他知道只建厕所不管用，试想用更长远的办法去影响学生，比如为学校厕所里的每一个坑位放上厕纸，让孩子们安心如厕。柔软合适的厕纸对身体好，又能直接丢进下水道冲走，不在纸篓里散发气味，厕所环境也能改善。他觉得这些关照，能给孩子们潜移默化强调厕所的重要性，孩子们回家再和家长说，慢慢就能形成关注厕所的风潮。可阻力比他设想的还大，有些学校，免费厕纸送上门都不想领，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钱军托熟人，靠脸面才能送进去。

　　根据昱庭基金会提供的数据，三年时间里，他们在全国500多所学校提供了上百万份厕纸，后来钱军去学校一问，孩子们压根不知道这是公益组织专门提供的，校长老师们压根没提过。

　　他又在学校推广“拿废纸换厕纸”，想提升孩子的参与度，相处不错的校长把一百多份年内必须执行的红头文件拍到他面前，明说“厕所真不算急事儿”。

　　让孩子去管理公共厕所，当“小所长”的尝试则遭到家长的激烈反对。情绪激动的父母跑到学校，质问“我孩子犯啥错了，为啥让他扫厕所”。

　　钱军有时也会不忿，觉得自己过去搞金融，做投资，“都是别人来求我”，如今花着钱求着人，还看不到好脸色。

　　身边的人总劝他别干了，最常用的理由是“这个事儿应该交给政府”。最近两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厕所革命”，有关部委也确实在建更多公厕。

　　钱军却说，“对厕所文化的认识才是关键。”管理者和使用者都觉得厕所就是个难以启齿的地方，即使脏乱也理所应当，那自然会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改善厕所环境，他进过山区，爬过高原，和不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比划着交流。去西藏援建厕所时，他顶着头疼，带着同事专家考察。藏民喜欢穿袍子，身上挂饰也多，厕所里就放了更多的挂钩和桌板。西藏冬天时间长，人们衣服厚，钱军就把马桶斜着安置在隔间里，这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用起来舒服。

　　他就这么越陷越深，慢慢地，人们不再叫他“钱总”，都戏称他“钱所长”。可他觉得建厕所也不治本，无论发达还是贫困地区，意识不改变，“再多公厕都没用。”于是他又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方案、推广厕所文化。

　　他说自己有“最好的点子”，把公厕改造成“品牌展示中心”，让厂商去承包。他设想，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政府维护公厕的费用，厂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也会保证公厕整洁。

　　他带着自信的方案去找全国各地的政府谈，依旧碰得头破血流。有的领导第一次见面很热情，握着手说“全力支持”，背后却觉得他奇怪，从此找尽借口躲着不见。少数主管官员真心支持，也无比为难。公厕一直被认为是单调的公共设施，过去甚至有明文规定，不许出现商业元素。钱军依旧找不到突围的办法。

　　他自嘲搞厕所的一群人是难兄难弟，被人非议是常事。有些厕具厂家的朋友乐观些，觉得技术的进步能带动厕所环境的变革，比如把无水抽气马桶放在干旱的地方，可移动焚烧马桶安置在工地，就能改变环境。可钱军帮这些朋友打听市场，人家包工头一句话就让他无言以对，“我自己家的马桶才几千块，给工人们用几万块的高科技产品？”

　　扎进厕所三年来，钱军“脸皮厚了”。三年前第一次演讲，原定20分钟，他开场5分钟就没话说。如今无论面对谁，说起厕所，他都滔滔不绝，讲到夜里11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他过去总觉得，做好事不要太宣扬，如今却开始主动策划各种活动，“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做的事”。

　　可改变了自己，他也看不到自己事业的起色。他甚至断言，“厕所涉及的方面太多，文化更是难变。”“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厕所这事“淹死”，去年基金会资金紧张，他又计划把名下的一座写字楼卖掉，结果连家人都开始暴怒。

　　他只安慰自己必须要撑下去，因为“关注这事儿的人本来就不多，要是再放弃，厕所文化就没人提了”。刚扎进来时，钱军满怀信心地在基金会的墙上印上“为改善人类如厕环境而粪斗”的标语，这些年来收获了来访者的无数笑声。可事到如今，他也说不好这些笑声有多少认真的成分。他只能再在社交网络上表态，“还要再粪斗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