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杨浦：社会组织全面参与社会治理

　　假设一个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有100元，那么，它很有可能要花其中的70元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但在上海，一种新型的、更有效的方法被开拓了出来——地方政府从100元收入中拿出20元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再花35元用来解决问题，最终，在处理社会矛盾的问题上，总共只花了55元。

　　不仅成本降低了，在专业社会组织、社工提供的服务中，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2013年以来，上海市杨浦区用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逐年增长，到2016年，该区已累计投入1.5亿元购买专业服务，内容涵盖养老、助残、亲子、矛盾调处、节能环保、社区营造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与传统的“政府办”社区文化中心注重硬件条件、为居民提供活动场地和培训服务等相比，由社会组织托管的“睦邻中心”更有“温度”——它的场地可能小一些，但活动丰富、人气极高，以“居民自治”为最大特点。

　　杨浦区是上海中心城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难管理的一个区域，工人新村集聚、老式商品房集聚、高端人口新城区集聚。未来，在杨浦区60.61平方公里土地上，计划每平方公里建设一间睦邻中心，像“绣花”一样探索有温度的大城市管理新模式。

旧城拆迁，政府邀请律师社团全程参与

　　厉明是上海思维乐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公义房屋征收法律服务中心（一家NGO组织，以下简称“公义”）的负责人。法律服务中心的名称，来源于“公平、正义”，谐音“公益”。在房屋拆迁这个问题上，厉明坚持认为，有了公平正义，才能谈其他。

　　在整个杨浦区，有20多项重大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都出现了“公义”的身影。8年来，“公义”为征收部门、征收事务所和被征收居民提供公益法律咨询1.4万余次，调解各类矛盾650多起，开展法制宣讲会28场。

　　动拆迁项目的调解工作，即便对专业律师而言，也难度极大。普通的经济纠纷、民事案件，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由法官作出判决。但在动拆迁工作中，律师志愿者往往就要充当那个负责调解的“法官”角色。

　　“有时候我也吃不消，就一家人，我一个有20多年经验的老律师，要调解几个星期，磨破嘴皮，还是搞不定。”厉明说，很多时候，就连他都不得不把个别拆迁户转介给其他律师志愿者，“这比打官司复杂多了。”

　　律师志愿者谢东，在上海律师界被戏称为“拆迁老娘舅”。实际上，大多数时候，这名每小时服务费高达数千元的著名律师，都在义务为拆迁家庭调解家庭矛盾，以促成他们合理、合法地争取权益。

　　83岁高龄的黄老伯家有子女7人，家里的老房子析产时只办理了3份产权证，分别登记在住在老屋里的3个儿子名下。即将拆迁之际，另外4个子女不干了，老人内心也过意不去，家里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眼看着“拆迁酝酿期”的奖励期限就要截止，如不能及时签约，将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于是，黄老伯向拆迁法律服务窗口的谢东律师寻求帮助。

　　周末两个整天，冒着酷暑，谢东驱车20多公里赶到杨浦区爱国二村居委会，为老人一家主持了两次正式的“家庭会议”。他耐心细致地解释各个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拆迁政策，同时还为老人一家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供参考，最终帮助老人一家在奖励期内顺利地与动迁公司签约。

　　“共有产权中，各方共有产权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坐下来平等协商从而达到共赢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若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则需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和诉讼费、律师费等，最终全家利益受损。”谢东的调解秘诀是，坚持“分享不分家”。

　　据悉，按照上海动拆迁相关规定，一个地块只要达到80%以上的签约比例就可以正式启动拆迁工作，杨浦一般将签约比例的要求提高到85%~90%，在一些特殊地块，杨浦甚至提出过100%签约后再动工程的要求。在这背后离不开作为第三方机构的社会组织的参与。

老旧小区居民如何实现“自治”

　　73岁的老人黄胜勤，现在每周至少有3天待在平凉路街道的“睦邻中心”——一天负责“80分沙龙”活动的组织，一天参加唱歌活动，还有一天在屋顶社区花园负责管理自己小组种植的花草。

　　黄胜勤是平凉路街道的一名骨干居民志愿者。他建立的各种微信群，每天通知生活在各个小区的志愿者到各个区域值班。红袖章一套，红马甲一穿，大家摇身一变，成了参与小区自治的志愿者。

　　屋顶花园是由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负责建设的。今年3月，刚刚应邀接手时，这里的屋顶天台还处在“废弃”状态。“从设计，到布置，再到种植指导，我们全程负责。”四叶草堂理事魏闽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屋顶“搞起来”，之后的维护和活动，则交由居民“自治”管理。

　　黄胜勤主动担纲了小花园的管理工作。他认真地给每一种植物拍摄照片，再拿着照片到图书馆查找植物资料。“这样，小朋友们和其他居民上来询问时，我能回答得专业些。”老黄介绍，目前社区里像他一样参与自治的志愿者共有27人，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块。

　　在控江路街道，辖区内的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代表、居委会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了一支113人的队伍，名叫“控江路街道住宅小区物业综合管理工作者协会”。这个居民自治协会，专门负责“啃社区里的硬骨头”。在该协会的协调下，一些困扰社区多少年的难题得到解决。

　　比如，控江路1200弄小区是公房住宅小区，多年来，一直没有安装门房道闸和安防监控系统。小区业主多次就停车、安全管理等问题向业委会投诉，社区矛盾突出。

　　今年3月底，业委会主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该协会寻求帮助。经该协会各个层级代表协调，4月初，业委会与物业就道闸安装和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达成协议。目前，该小区安防监控设施已投入使用。

　　该协会工作人员朱小珍介绍，协会不仅解决突发个案问题，还能帮助一些小区解决“制度设计”难题。比如，协会曾帮助向来缺乏互信的商品房住宅小区设计过“三制度一承诺”，针对业委会运行过程中存在物业管理信息不公开、专项维修资金运作不规范、资金运作不透明等问题，试行物业管理信息公开制度、业委会自律制度、业委会责任追究制度和业委会成员自律承诺。有效缓解了社区矛盾。

“服务”只是最浅层次的“社区营造”

　　今年，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在调研中发现，杨浦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模式已经突破了“服务”范畴。“政府与社会组织签约，不是单纯说你要服务多少人群、一年办多少场活动，而是说你要帮我在这个社区培育出多少社区骨干来。”徐中振在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与延吉街道签订的“睦邻中心”托管协议中发现了这个“特殊条款”，“好的机制是‘服务+治理’，而不是纯服务”。

　　徐中振看到，在延吉街道，有的居民参加了几次健康养生讲座后，被组织起来参与健康讨论，并推选出几名健康大使，健康大使又牵头成立了高血压俱乐部、糖尿病沙龙等组织，经常交流防治经验。出乎专家想象的是，延吉街道的高血压俱乐部、糖尿病沙龙现在又开始关注社区停车难、宠物饲养矛盾等社区问题，并在尝试拿出具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发现，难能可贵。不是单纯的给多少钱、组织多少场活动，那种太浅层次了。”徐中振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杨浦区的做法已经接近更加高层次的社区营造。

　　比如，杨浦区在2015年成立了上海市首家非公募性质的江浦社区基金会，之后又成立了上海市资金规模最大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延吉社区基金会。该基金会的首批捐赠单位为延吉街道内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基金被用来解决一些迫切的社区难题。

　　前不久，原本处于“三不管”地带的控江西三村122弄居民终于通过“向基金会打报告”的方式，成功改善了年久失修的楼道的“脏乱差”问题。

　　122弄居民黄月华带头，发起了“我的楼道我做主”项目，一方面向基金会申请改造经费，另一方面把原本对社区不管不顾的居民团结起来，要求40多名居民全都参与楼道环境清理工作，志愿者骨干负责进行“全弄宣传”。

　　如今，122弄不仅楼道环境改善了，全弄54户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最近，他们打算组织一次关爱老人的新行动。

　　据悉，今年杨浦全区12个街道、镇都将实现社区基金会建设全覆盖，注册资金总量将达到2705万元。

　　上海曾在2014年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课题”。近年来，上海特别要求街道不再搞“招商引资”，而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特大型城市社区治理上。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报告特别提到“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象征着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在探索解决城市管理难题的进程中，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控人”层面，而开始把“城市温度”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