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视觉中国供图

|我父亲|

始终不知道1977年考了多少分

石榴

    后来我上学、高考，父亲尽可能提供了一切条件。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入学报到时被校方收走，好在他事先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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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才知道，有一种录取通知书是贴在墙上的。我父亲的就是。

    其实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以为那是张A4尺寸的白纸，说“忘记扔到哪儿去了”。但在我锲而不舍地追问下，他向老同学求证，才知并没有那样一张通知。

    真正的通知寄到了他所在的发电厂，确实是一张白纸，上面有40多个名字。工厂誊在红纸上，在门口张榜公布，红彤彤的，带着金榜题名的喜悦。

    1980年夏，父亲成为一名电大学生。此前一年，中国出现了广播电视大学。电大在高等教育中是个特殊系统。父亲和同学大都是被普通高校拒之门外的高考落榜生。

    40年前，父亲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他是570万名考生之一，每29个人中，有一人被录取，他不幸成了分母中的一员。次年又考了一次，仍属于分母。

    许多人告诉我，父亲曾是一名好学生。他在电大的辅导员称他是“常胜将军”——多数学生都会挂科重考，而他没有。母亲保留了他的作业本，它们工整得像艺术品。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掉。

    父亲是被“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一代人，不过他似乎不愿意将高考失利归咎于谁，可能当时每个同龄人的遭遇都大同小异。他的两年高中只有一个学期安排了课程，而真正的上课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高中生活主要包括军训、学工、学农以及在校办工厂做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非常突然，消息在秋季公之于众，考试则在冬季。父亲谈不上什么准备，只是复习了以前的中学教科书。

    那年高考并未公布成绩，他始终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那时他甚至对大学也没有明确概念。

    他只是崇拜知识分子。中国科学家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是那个时代的偶像，另一位广为人知的是数学家华罗庚。父亲读中学时，陈景润的研究对“哥德巴赫猜想”具有重大贡献，成为全民的偶像。

    第二年备考，父亲买了参考资料，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从初中开始补起。这是仅有的“辅导老师”。他和几个同学在一处空房里学习。当时他在石油公司做合同工，每天晚上7点多钟到家，学到深夜。

    那套丛书20多元，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据他回忆，当时新华书店一进货就被抢光，托关系才能买到。出于好奇，我检索了这套丛书，才知它居然发行了7395万册。那些书页间想必寄托着许多中国家庭的梦想。

    父亲的第二次高考仍然失利。他记得很清楚，数学只考了13分，化学则是他所在系统考生中的第一名，74分。总分比本科线低13分，能读专科学校，但他放弃了。

    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放弃读专科，毕竟专科生当时也是天之骄子。但他解释说，自己当时已在城里做合同工了，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爷爷去找知青办，在楼道里睡了一晚上，求见负责人，一夜之间白了头。

    因此，他的高考没有多大压力，每天仍在上班，并给家中4个弟弟妹妹做饭。唯一的优待是高考前请了一周假。

    1979年2月，父亲通过招工进入电厂，然后参加了电大的招考。这一次被录取，他能带工资上学，并计算工龄，全家人都很高兴。

    电大属于专科，毕业后他直接去了当时设在保定的华北电力学院，相当于保送读了本科。这一次，依然没有录取通知书。

    很难说清知识能否改变命运，但在父亲身上，确定无疑的是，知识改变了“身份”。他原本属于工人，电大毕业后就成了“干部”，工资比同期招工的工人高出一截。

    后来我上学、高考，他尽可能提供了一切保障条件。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入学报到时被校方收走，好在他事先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直到现在，他每年仍然很关注高考。令他感慨的是，在40年前，高考并不是唯一的路，而后来，高考越来越像是独木桥了。

    他插队时做过中学老师、农民，后来做过工人、高级工程师，在所有职业里，他最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他期待我做一名老师，可惜未能如愿。

    这也是与他那个年代不同的：每一代父母都会为子女的前途殚精竭虑，甚至为了一个机会一夜白头，但今天的子女倾向于自主选择道路。

|我妈妈|

填报志愿时内心是崩溃的

郭子轩

    30年后，2017年高考之际，当考生们在考场上拼搏厮杀的时候，我对妈妈进行了一场采访，看看想成为作家的一个心理教师，为何报考了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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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盛夏，我参加了高考填报了志愿，之后在已经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成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一名学生，而我的妈妈从此多了一个身份——我的大学姐。

    30年前的1987年，妈妈进入了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可她从小就告诉我，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30年后，2017年高考之际，当考生们在考场上拼搏厮杀的时候，我对妈妈进行了一场采访，看看想成为作家的一个心理教师为何报考了历史系。

    1980年代，对于想留在天津的学生来说，大学的选择非常简单：南开大学或者天津师大。当时，像南开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分配是面向全国的。而我妈妈作为父母最小的女儿，姥姥是非常希望她能留在天津工作的，所以妈妈选择了天津师大。

    妈妈属于那种特别乖的学生，实力很强，所以考前也没什么压力。妈妈早就找到了前一年的报考指南，选定了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妈妈当时认为，新闻专业是距离作家最近的路。妈妈胸有成竹地结束了高考，准备填报志愿。

    然而，当她翻到报考资料上那个熟悉的位置时，脸色都变了——应该出现的专业，不见了。

    之后就是疯狂地打听、咨询。原来新闻专业偶数年招生，1987年不招生。那一刻我相信妈妈的心是崩溃的，原本一切尽在掌握，顷刻间化为乌有。姥姥让妈妈填报中文系别的专业——以后当语文老师，继承姥姥的衣钵，这也是姥姥所希望的。

    年少的妈妈“万念俱灰”，对填报志愿已经无所谓了，当报名表交到了班主任手里——那是一位全市闻名的历史老师，问她：为什么报中文系呢？当语文老师多累啊，去学历史吧！你以后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老师……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崇拜老师，妈妈顺手就填了历史系。

    晚上姥姥知道女儿的决定后震怒了！说学中文以后还能向作家转型，学历史就“什么都不可能了”！妈妈如梦初醒，想去招生办修改志愿，可人家说，不确定，试试看吧！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是妈妈最紧张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最终，录取通知书到了，毫无惊喜地被历史系录取。消沉过后，妈妈开始接受现实，在那个暑假默默努力，为了自己的命运开始拼搏。

    两年后，她建立历史系第一个文学社。

    7年后，她被视为天津高中历史教学升起的新星。

    11年后，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12年后，她最后带的两届文科班，历史课成绩在天津排名第一。

    13年后，她成为全职的心理教师。

    20年后，她已经是圈内外知名的心理教师。

    28年后，她和她的儿子——我，合作出了第一本书。

    30年后，她已经是21本著作的作者，在很多报刊上展现自己的文采。

    现在谁又敢说她不是一名作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当初选择志愿固然重要，但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虽然出发的起始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高考结果，其实只是表明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历史系和中文系，当初如此纠结，但绝对没有什么“不可能”，正是妈妈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今后的路如何前行。

    妈妈高考的故事早就结束了，但又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正在进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晨星，我们共同建造了美丽的星空，在星空下，是我们永远前行的征程。

|我父亲|

 成年的第一场馈赠

韦祎

    17岁的我，在父亲47岁时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像比我本人还要开心。和家人分享这一刻的喜悦，不仅是人生轨迹的改变，也是对父母最好的不辜负。我甚至开始想象，在我的中年，我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将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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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88年一个炎热的午后，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在楼下叫着父亲的名字。我的父亲坐在楼梯的扶手上一溜烟儿就滑到一楼了。父亲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现在所有的回忆，只浓缩成了那一刻的幸福，在心中挥之不去。

    26年后，一样的火红骄阳，一样的绿意葱茏。17岁的我，在父亲47岁时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像比我本人还要开心。和家人分享这一刻的喜悦，不仅是人生轨迹的改变，也是对父母最好的不辜负。我甚至开始想象，在我的中年，我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将会作何感想。

    1987年的夏天，父亲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那时，他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县（现为兖州区）的一个中学上学。走出宿舍，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因为名额有限，还要通过一次考试的筛选。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都是爷爷奶奶所在工厂的子女，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只有工厂的小世界。虽然通过了筛选，高考还是失败了。

    第二年，父亲转学到县里，参加了人生第二次高考。其实老爸并不觉得自己是块读书的材料，他只想做个运动员。若是这次也失败，就再也不考了。在父亲的记忆里，人生所有的磨砺，最简单的一桩，便是高考。

    他收到了山东交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学习机械制造。他下过车间实习，学过物理、机械等专业理论。做了校学生会副主席，体育部部长，学校里上千人的体育赛事，都交他操办。那是老爸最无忧无虑地做着体育梦的日子，也是我心目中老爸最初的模样。

    时光荏苒，父亲毕业了，被分配到山东省济宁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经常外派出差，跑全国机械的各种会议。如果没参加高考，父亲也许永远走不出那个小镇，也许就子承父业，一辈子衣食无忧，也不会遇到愿意和他这个“三无”青年结婚的母亲。

    在姥姥家的相册里，我看到了坐在炕上的父亲和他怀抱里的我。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小小出租屋里，窄窄的空间就是门口到床炕的距离。生活的苦难，在父母那总是鲜少被提及，以至于让我以为衣食无忧是理所当然。

    2002年，国企改制波及到了父亲的单位，父亲乘着这个浪头“下海”经商。也许老爸是个天生热爱自由的人，下此决心并不困难。自此，家里有一年之内分文不入的日子，后来不知何时，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现在，父亲在济南、大连与几位公司合伙人做电缆、互感器相关的生意，一直没离开大学的“老本行”。母亲也退休在家，研究起了她的厨房小天地。前两天父亲节，我给老爸打了个电话。儿时的我，总是等待忙碌的父母回家，上大学后，父母变成了等我回家的人。而此刻，我正在武汉，复习大学最后两门课程的期终考试。

    6月的校园，蔓延着毕业的气息，朋友圈里每天都有各种新鲜的毕业照出炉，毕业证、学位证、纪念册满天飞。我站在毕业的三岔路口，迷茫与坚持共存着，在考研的路上反而坦荡了。今时今日，此情此景，不得不让人追忆最初的那一张录取通知书。

    我们一家三口参加过的高考，也许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场狭路相逢的最公平的事，也许可以把它当成人们成年的第一场馈赠。而这样的公平，在中国已经持续了40年。面对5000年的文化长河，40年不过回眸一瞬，高考却已经印刻在每个人的记忆中，共同织就着我们美好酸涩的人生。

|我舅舅|

人生在此加速转弯

陈婧

    我和舅舅都是在满17周岁这一年，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不同的是，我身边都是年龄相仿的同学，而舅舅则是班上少数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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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的墙上，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里，我找到了我的舅舅。那是一张1982届毕业生的照片。

    舅舅就是传说中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因此他们的毕业照被载入校史，挂在了图书馆里。

    2006年高考过后，时隔28年，我和舅舅成了校友。

    我和舅舅都是在满17周岁这一年，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不同的是，我身边都是年龄相仿的同学，而舅舅则是班上少数的“少年”。

    舅舅告诉我，他们班上有位同学从农村考来，入校时已31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去食堂打饭时，老是被打饭师傅呵斥：“民工去那边排队！”而班上另一位同学还不满15岁，稚气未脱，到图书馆借书，被工作人员扣了借书证，教育道：“叫你哥来领！小孩子要诚实，以后再也不能冒充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舅舅是幸运的。高三毕业，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7级、1978级毕业生都在1982年毕业，因此同算1982届），在教室里度过少年时光，单纯而未经磨难。相比之下，1977级、1978级这两拨考生中的大多数，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群体，历经艰辛还能重新迈进知识的殿堂，殊为不易。

    当时录取率极低，中榜者无疑都是命运的宠儿。对录取通知书望眼欲穿的莘莘学子，可能根本想不到，人生真的在此加速转弯了。有些故事现在讲起来，简直就是“段子”。

    舅舅说：有一同学正在田间劳作，邮递员送来通知书。拆开一看，会计专业，他兴奋地对父母说：“以后大队会计的位子是我的喽！”现在，这位同学是国内某上市公司的老总。

    还有舅舅自己写的一段：“我的志愿是中文或新闻专业。不想被录取到财经学院经贸系。我一想，那不就是打算盘么，没意思，不去！父母急了，请来班主任做工作，从国家拨乱反正后的发展趋势，到财经专业的后发优势，以及个人的规划前景……谈了3天，我才勉强同意。现在回眸，当初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原来，舅舅当初也有和我一样的志向，哈哈。

    后来的故事就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潮的袭来，那一届学经贸的毕业生，可想而知地“身价倍增”。

    不同于那时候毕业生的“金贵”。如今大学生找工作不易，“史上最难就业季”的名号从我本科一直唱响到了研究生毕业。2013年研三下学期，在大学的露天体育场里，穿着高跟鞋和正装，挨冻排队投简历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大学文凭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已经没有了当年“点石成金”，实现人生大逆转的魔力了。

    前一阵子，在北京的一个智库，我听了一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汤马斯·佛里曼的讲座。此人被称为“趋势大师”，在全球化刚有苗头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地球是平的》一书。

    现在，佛里曼的最新预测是：“‘上四年大学，然后在未来30年里去花费这些知识’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你想成为终身员工，必须是一名终身学习者。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压力在你身上，自我激励学习和继续学习成为最重要的生活技能。”

    可见，恢复高考40年以后，知识依然是力量，而且以一种更急迫的姿势催着我们将它“吸收”进去。可以说，终生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时下的“刚需”——正因如此，写下此文3天后，我将站上人生中第二个硕士学位的授予台上。我想，如果不愿被淘汰，我们这一代人为学习所付出的努力，注定不会比“首届毕业生”来得轻松。

|我老妈|

小姨在山下喊：四姐，你考上了！

惠滢

    语文老师每天在小黑板上抄一首诗让学生背——老妈到现在还能流利地背诵很多，这些诗后来又成了我儿时背诵的经典。在老妈复读的那年，学习氛围浓厚起来。现在成绩优异的人被称为“学霸”，但老妈差不多变成“学呆”了，着了魔似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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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老妈正被漫山遍野的水果香气包围着——高考完的第二天，她就去了二姨工作的园艺场，吃着水果读闲书，等待考试结果的到来。

    那是1980年的夏天，小姨高举着录取通知书在山下喊：“四姐，你考上了，考上了……”小姨激动的声音飘荡在山谷里，一遍一遍地被大山重复着，整个园艺场的人都听到了。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能考上大学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老妈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用5个月的时间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否则就要去工厂了。

    刚刚恢复高考的两年，在那个鲁东南的小县城里，求学的氛围不是很浓，在老妈1979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怎么用功，差了4分落榜。

    然而阴差阳错，老妈错过了招工的报名时间，只能等来年。这时，一向鼓励孩子学习的姥爷发话了：“你在家闲着还不如去复习，再考一年试试。”

    姥爷出生在旧社会，识字全靠自学，拿着树枝在地上练，后来上了延安抗大，一点点慢慢积累知识。一过完年，姥姥就陪着老妈去中学找老师了。只有5个月就要高考，老师不太想收下她。所幸校长听了老妈的来意后，简单问了几句就让她进班了。

    在迎春花开放时，老妈进了重点班。老师认为老妈是来“打酱油”的，安排在了最边上的位置，平时也不怎么提问。第一次模拟考试，她只考到30多名。知道了差距，老妈开始发奋学习了，下了晚自习还要再学1小时。

    那短短的5个月里，老妈简直成了背书机器。从家到学校大概有20分钟路程，她走路、吃饭都在背题。为了节省时间，她中午就在食堂凑合，买两分钱的豆沫菜吃。96岁的姥姥现在还记得老妈睡前披着衣服在床上背题的样子，放假时谁叫她去玩也不肯。

    为了鼓励她，姥爷把自己唯一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她。这个少女形成了强大的生物钟，早上不用父母叫，到点就去上学了。

    当时，语文老师每天在小黑板上抄一首诗让学生背——老妈到现在还能流利地背诵很多，这些诗后来又成了我儿时背诵的经典。

    在老妈复读的那年，学习氛围浓厚起来。现在成绩优异的人被称为“学霸”，但老妈差不多变成“学呆”了，着了魔似的学习。

    比她更发奋和辛苦的，恐怕就数农村同学了。班里的前几名都是他们，考上大学的也是农村同学居多。学校每周放一次假，农村同学回来时得带一周的干粮。天气热的时候，要晾在宿舍绳子上，防止煎饼长毛。如果不幸长毛了，他们把毛拍掉，或放到水龙头下冲一冲再晒干，就着咸菜接着吃。

    上学路上，老妈时常眺望着路两边正在疯长的麦田，起风时麦浪滚滚，舒缓一直紧绷着的神经。后来每模拟考试一次，老妈的成绩就能提前几名。那个年代，需要通过“预选”才能参加高考，石榴开花的时候，老妈通过了预选。

    然而她不敢放松，做梦也在背题，直到交上最后一张考卷的那一刻——老妈形容当时的感觉“轻快得找不着北了”。

    这只是她人生路上的第一关，却让年少的她明白，很多事情，谁也不是一出生就会，但是只要下了功夫就能学会。从那以后，老妈学什么都不发愁。

    距离她高考结束已经37年，当年的园艺场早已不复存在，但她仍怀念那时山上凉爽的风和飘香的水果，以及众人羡慕的眼神。

|我爸爸|

那个信封奶奶收藏了一辈子

沈杰群

    爸爸的高考情结颇为特别。从我小学六年级起，每一年高考前夕，他定会拉我去家乡的考点散步，看一看空空的桌椅、严肃的标语，想象即将在此启程的少年。这个小小的仪式，止于我最后踏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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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前，奶奶因病去世。爸爸整理遗物时，在衣柜深处发现一个小铁盒，里头一个陈旧的信封最显眼。看到信封正面的字和邮票，爸爸眼泪就冲出来了——那是他1980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信封。

    奶奶竟然收藏了一辈子，永远纪念那一年，那一天。

    “如果不是高考， 可能我就留在小镇上卖烧饼了。”感激命运眷顾，总是爸爸回忆的开场白。

    1980年7月底，爸爸得知高考分数。考得还不错，在当地重点高中排第3名。“我们小镇学生搞不清楚大专和本科的区别，只知道一门心思考上就有铁饭碗，老师说什么我们听什么”。

    老师让爸爸报某名牌大学数学系。这一次，爸爸倒是遵从自我内心，执意填报医科大学。他一个高中好哥们儿因患白血病，终日痛苦不堪，高考那年就离开了人间。爸爸隐约感觉，或许成为医生，才是他读大学最值得的意义。

    若说高考是漫长“渡劫”，那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才是完美的收剑回鞘：主角光环加身，手刃最后一个大魔王。

    不知为何，刚填完志愿，亲戚们都比爸爸自信，个个稳操胜券，好像真正经历高考的人是他们一样。大家族提前办起庆功宴，七大姑八大姨轮流请爸爸吃饭。亲戚们一脸灿烂，夸赞这个瘦成麻杆儿的小伙子是“沈家第一个高材生”。

    连续饕餮，导致爸爸消化不良拉肚子。同时，爸爸踏进亲戚家门也越发心虚：“万一没录取怎么办？我岂不是白吃白喝这些天？”

    爸爸开始失眠，彻夜惦记一纸通知书，胡思乱想着，也许明天通知书就来，又也许永远不来呢？好不容易睡去，又恍惚梦到通知书砸到脸上，猛然惊醒，一切了无痕迹。

    爸爸焦虑过度，家人也染上相同情绪。他哥哥到学校打听，老师每次宽慰的话都相同：“这个分数能考上，耐心等待吧。”

    爷爷假装若无其事：“分数这么高，担心什么！”一转身却溜去邮局查阅信件。

    陆续几家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喜讯如子弹一般射向爸爸的小心脏，羡慕，不安。他听说前两年，曾有农村学生因为通知书在路上辗转丢失，错过了大学报到。每当邮递员骑车路过，爸爸都要追上去百般询问。

    当小镇的邮递员和邮局快被爸爸一家“折磨”崩溃时，好事总算翩然而至。

    1980年9月初的早晨，天气炎热，爸爸正在睡觉。可爱的邮递员送上录取通知书。信是爷爷拆的，信封不大，里面是一张铅字打印纸。爷爷摇醒儿子，大吼大叫“你考上啦”！奶奶奔到街上，遇到熟人就炫耀一遍。“新闻发布会”完毕，爷爷奶奶拉上爸爸，邀请老师和亲友吃家宴。

    在喜悦浪潮里，爸爸出奇地平静。时隔37年，爸爸能清晰地忆起等待的焦灼、亲友的骄傲，却回想不起圆梦日一丁半点的自我感受。最深的印象，是奶奶藏宝似的收起通知书，夜半时，老两口还兴奋地聊着儿子……于他，高考是崇高的，而录取，是给自己和全家一个水到渠成的交代。

    三四天后，爸爸便去省城报到。大学同学说，他的志愿很“浪费”——成绩高出录取线30多分。可人生又岂是值与不值能简单衡量的？爸爸如愿成为医生，悬壶济世。2010年，距离他高考30年后，他的女儿也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爸爸的高考情结颇为特别。从我小学六年级起，每一年高考前夕，他定会拉我去家乡的考点散步，看一看空空的桌椅、严肃的标语，想象即将在此启程的少年。这个小小的仪式，止于我最后踏进考场。

    “我的高考情结延续至今，高考改变命运，让我感到激动且敬畏。”说这话时，爸爸的目光却并无波澜。但刹那间，我仿佛和1980年9月那个清晨的平静少年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