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近代中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由当地富翁约翰斯·霍普金斯捐资创立于1876年。首任校长吉尔曼将德国模式引入该校，使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霍普金斯”）。在该校的医学院出现之前，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医学院校配有实验室。霍普金斯极力推崇的研究之风刮遍全美，带动诸如哈佛、耶鲁等一批老牌名校改弦易辙，更促使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见贤思齐。在20世纪初，这样一所迅速崛起的年轻学府，随着美国财团放眼亚洲，势必将与国门骤开的古老中国发生联系。

　　1913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政治学家古德诺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推荐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来华“襄办宪法编定事宜”。1914年，身在北京的古德诺接受霍普金斯邀请，成为该校第三任校长并于1915年回美上任。古德诺在华期间起草的宪法草案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早已为学界熟知，其与袁世凯称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都与霍普金斯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古德诺的个人行为。古德诺为了起草宪法在中国调查了两年，回到霍普金斯后在课堂讲义基础上完成了《解析中国》（1924）一书。全书按“自然环境”“中国的经济”“中国人的知识”“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现代中国”和“中国的未来”分为八章。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成文法知识，更不尊重法律，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制国家。但他也极为乐观地表示，随着全球物资和信息交流的加快，西方教育施加于中国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终有一日将重新焕发青春。他认为现在美国“更需要做的是先给予中国她所需要的东西，以便将来我们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丰厚的回报”。对于霍普金斯而言，能够给予中国的便主要落在医学教育与卫生行政方面。

　　与古德诺来华几乎同时，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派出访问团赴中国调查医学事业，商讨来华办理医学教育事宜。此次访问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迅速成立中国医学部，将对华投资办学提上日程。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被相中，成为1915年第二次来华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霍普金斯医学院正是在创始人韦尔奇的带领下才一跃成为美国医学界翘楚，他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医学的院长”。韦尔奇等人对中国的官办医学教育很不满意，如认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大医学部前身）校长汤尔和很有干才，但学校经费支绌，教学体系混乱而落伍，难堪大任。所以，在韦尔奇等人支持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开办一所能与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相媲美的学校，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基金会按照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样板创造了协和医学院，所谓“协和模式”其实就是霍普金斯“重质不重量”的培养模式，即以培养医学精英为目标，录取学生人数少、淘汰率高且培养周期长。

　　这座“中国的霍普金斯”的建立，令中国的西医感到羞耻。为中国建设一所顶级医学校本来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却不得不由外国人来承担。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刘瑞恒在1916年忧心忡忡地说：

　　迄今为止，中央和省政府对医学教育漠不关心。现有的国立医学校按照现代标准也称不上一流。当基金会的新学校建立起来之后，这些国立院校将何去何从？最好的人才将流向这些新学校，其中的佼佼者将在日后的新时代领导中国的医学教育。然而国立院校的学生将等而下之。他们的私人开业不会顺利，除非去当老师。说得严重一点，他们可能谋生都成问题，最后恐怕不得不去当军医。呜呼！竟堕落至此！

　　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医学教育的漠视，与美国基金会声势浩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协和只是打入中国医学教育的一个楔子，还不足以撬动以日本和德国为师的官办医学系统，医学教育的制定权和卫生行政权仍然掌握在留日医学生的手中。协和的精英教育几时才能“敌得过”千军万马的留日学生？这一僵局，最终被美国人兰安生所打破。

　　兰安生1890年出生于宁波，1920年于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被韦尔奇等人推荐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赴协和医学院担任病理系副教授，1924年他在协和创办了公共卫生学系并自任系主任。兰安生堪称霍普金斯的“异类”，他一改过去协和的高姿态，主动与手握卫生行政权的留日学生方擎、汤尔和等人接触，极大改善了协和与兄弟院校的关系。兰安生还通过自己与霍普金斯和基金会的亲密关系，建立了由他推荐、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生进入霍普金斯深造的管道。在当时名额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他没有囿于霍普金斯的高标准，而是参考中国学生的其他因素加以推荐。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胡鸿基因此成为他最为看重的学生之一。胡鸿基据称受到汤尔和影响，非常重视卫生行政，在留日学生界有许多前辈老师，人脉甚广。在一封推荐胡鸿基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读博的信中，兰安生坦陈胡鸿基的医学训练可能并不那么理想，但他所拥有的人脉资源是其他留美医学生所不能比拟的，预测待他学成归国，将会比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林可胜发挥更大作用。

　　胡鸿基在霍普金斯读了两年，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学校的健康检查”，只有30多页。尽管如此，他仍然成为在美国取得公共卫生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回国之后很快被新任淞沪督办总署总办丁文江招入麾下，就任上海卫生局局长。胡鸿基随即联合兰安生推荐自己的学弟许世瑾就读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许回国后也在上海卫生局任职。此时，加上国民政府卫生署长、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和中央卫生实验处副处长金宝善（由兰安生推荐，在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进修一年），国民政府的卫生行政权大半掌握在霍普金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手中。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前曾留学霍普金斯的中国医疗卫生人才在70人以上。他们回国之后，多被攻击为“亲美”。胡鸿基1932年驾车追赶美国友人时车祸身亡，他被留日学生名医汪企张讥为“不死于每岁夏秋之虎，又不死于今春淞沪之敌，而死于逍遥与外人竞赛汽车之游览途中”。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关闭。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北上复员，接收沦陷区伪北大的医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以组成新北大，北大因此成为拥有文理法医工农6个学院、学生人数增加3倍、地跨北京内外城的“超级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校长胡适都对医学院极为看重，医学院所有教员均为来自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1947年胡适在天津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发表了“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演讲，全程回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史。查看胡适为准备这次演讲所做的笔记，便能看出他非常认同吉尔曼和韦尔奇对科学研究的看法并有心效仿。至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代德国柏林大学成为中国最高学府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榜样，完成了韦尔奇和兰安生等人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