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家庭相册

    1977年考入大学的谢湘，在大学期间收获了爱情。

    谢湘供图

    1977 年 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废除“推荐上大学”，重新恢复高考。12 月，570万考生走进尘封10余年之久的高考考场。40年过去了，社会不再一味相信 “一考定终身”，但高考依然与大多数年轻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事关高考的每一个动作仍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数据显示，40年来，超过两亿人参加高考。这个庞大的数字后面是一段段被改写的人生，它和每一个曾经年轻的理想有关。

    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级一班三组的同学在校园里合影留念（左一为谢湘）。

    谢湘供图

    “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刚传来，谢湘便收到母亲的来信，作为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印染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工段党支部副书记，谢湘有些左右为难。她是工厂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正面临提干。

    另一方面，考虑到要在短短两个月里补上落下的功课，已经离开学校 5 年的谢湘心里也有些打鼓。

    “要看清时代大势，看清历史的走向。”在母亲的坚持和鼓励下，谢湘最终决定当年参加高考。白天她照常坚持工作，晚上早早就寝，第二天凌晨 3 点起床到公共盥洗室复习功课。鄂西北的冬天很冷，但她每天都披着军大衣学到天明……

    得知榜上有名，谢湘却不敢相信，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一人跑到工厂的生活区门口看榜。就这样，1978 年 3 月，23 岁的谢湘走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同班的 65 名同学中，有的十几岁，有的三十出头已拖家带口。四年后的 1982 年春，谢湘和约 27 万大学生迈出校园，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谢湘多年后回忆，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因为高考改变的人生方向和拿到的新船票，不仅幸运地避免了下岗女工的曲折命运，而且能够站在更高平台上，以更宽阔的视野，仔细打量这个世界，用手中的笔记录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的中国历史。”

    2007年6月，《中国青年报》 发布“纪念恢复高考 30 周年大型公众调查”结果，95.7%的被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给予了肯定，77.4％的人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89.6%的人自称个人命运因高考得到改变……作为这项调查的主持者、组织者，谢湘从高考的受益者自觉成为了高考改革的推动者。

    1978年3月，刚刚入学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在东湖合影留念。

    谢湘供图

    一班三组的同学在操场上合影留念。中文系77级入学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

    谢湘供图

    学生刊物《珞珈山》编辑部部分成员。

    谢湘供图

    1978年，宁铂、施林、陈师从（从右至左）等88位少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届学生。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最小的13岁，最大的15岁，被老百姓视为“神童”。当时，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人才奇缺。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摆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迫切问题，少年班的成功曾掀起创办少年班的热潮。

    中国青年报记者 铁矛/摄

    首届少年班学生，刘丽、江凤、牧青、刘剑岚（从左至右）。

    中国青年报记者 铁矛/摄

    中国科技大学，一青年教师给新生上大课。

    中国青年报记者 铁矛/摄

    中国科技大学，蒙古族新生苏海向同学介绍蒙古族风俗。

    中国青年报记者 铁矛/摄

    中青报老照片制作 | 张左

    1982年辽宁省高考准考证。对于王际芳来说，这小小的一张纸就像一张船票，将怀揣梦想的青年送上了从边境小城到首都的人生航船。

    王际芳供图

    1982年8月，辽宁丹东锦江山公园，高考结束后，王际芳 （右后一）和同学们在公园合影。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王际芳选择了理科，后被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录取。照片中的5个人都上了大学，而同年级10个班只有十几个人考进大学。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王际芳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此安家落户。

    王际芳供图

    1982年8月，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刚参加完高考的王际芳在江边留影。

    王际芳供图

    1974年，初中毕业的刘晓伟在母校杭州二中代课。1978年，已经28岁的刘晓伟决定参加高考。他白天在工厂里锯钢管搬铝锭，晚上复习功课。那时没有各种高考辅导班，只读过初中的刘晓伟只能靠自学。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他走上了讲台，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中学生，同时在职工业余学校，帮助许多和他一样未能及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实现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

    刘晓伟供图

    1975年，刘晓伟在工厂。

    刘晓伟供图

    1978年，28岁的刘晓伟考入大学。

    刘晓伟供图

    1999年，刘晓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辅导功课。

    刘晓伟供图

    大一新生刘新彦（右一）和同学一起野餐。1989年，刘新彦考进了青岛大学，虽然没有进入最理想的国际贸易专业，但成为了计算机专业的一名学生，也因此见证了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发展。26年后的2015年，刘新彦和爱人送儿子赵天戈进考场。

    赵天戈是一名艺术生，除了参加文化课考试外，他还要去全国各地参加艺考。2015年初的3个多月里，他辗转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城市参加考试，有时上午考完，下午就要大包小包地赶到下一个城市的考场。最终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刘新彦供图

    高中毕业典礼后，赵天戈和同学合影留念。

    赵天戈供图

    1994年，湖北三峡库区移民黎开英的儿子望军以651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8月27日，望军和家人答谢前来祝贺的乡亲们。大学毕业后，望军在广州安了家。

    尽管高考有着种种局限，但作为选拔性考试，依旧是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

    周国强/摄

    1994年7月23日，高考结束后，在银川读书的梁书斌 （右下） 花了 100 元和同学去贺兰山野营。他以为“可以选择过自己的生活了”，没想到等来的是复读。学理科的梁书斌最终改考美术设计专业，选择到北京念大专。工作两年后，他辞职成为北京电影学院一名专升本的学生。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城市，比一所好的大学更重要。

    梁书斌供图

    2012年6月4日，湖北黄冈中学高三年级教室外，一位家长和孩子一起把复习资料搬走。1979 年，黄冈中学 23 名考生包揽了湖北省状元、探花、榜眼。以题海战术闻名的“黄冈兵法”风靡一时.如今黄冈神话不在，但高考依旧承载了很多家庭全家的希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 剑/摄

    2008 年 3 月，澳门大学，读大一的张晨阳（右二）和同学一起期庆祝征文活动的顺利结束。她从小痴迷F1方程式赛车，为了去德国学习机械工程，通过高考考入了澳门大学，并终于在2009年进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学生不再走所谓的高考“独木桥”，选择了出国留学。

    张晨阳供图

    2017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8版

    编辑 | 郑萍萍 王婷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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