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悲愤登峰造极

　　2011年4月27日，北京人艺历时两个多月重排的历史大戏《蔡文姬》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视觉中国供图

　　导读

　　“文姬归汉”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桥段”。在那个天下大乱、万众含悲的“三国时代”，著名才女蔡文姬以其坎坷悲愤的命运，为那个时代悲剧划下了一道寒如冰霜的弧线。郭沫若先生写过《蔡文姬》，1959年，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将这部戏剧搬上舞台，一经亮相，就成为戏剧界最走红的一部名剧。1978年，北京人艺以原班人马重演这部剧时，观众人山人海，居然把广场的南墙都挤塌了。然而，郭沫若先生的主观性太强，他说过自己写此剧的一个目的是替曹操翻案，作为文学作品，自然无可厚非；而本文则以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考证为基准，为我们还原一个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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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后载妇女

　　16岁（虚岁，下同）可能是她一生最惬意的时节。

　　少女正当妙龄，本身就有天然的娇嫩，皮肤莹洁，神色光鲜，华美飘柔的朱红色丝绸裙裾，精致珍贵的金玉首饰，更将她妆点得明媚鲜妍，让人过目难忘。

　　她是一代名士的千金，幼承庭训，日诵华章，研习书法，拨弄琴弦……翰墨琴音长年浸润，又让她的气质，比寻常女子更多了几分灵秀隽永。她腹有诗书，才思颖悟，谈吐流利机敏，言语典雅深微。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她在春色繁盛的大好季节披上嫁衣，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徐徐展开。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分析，新郎卫仲道是当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名臣卫觊的弟弟，而河东卫氏在汉末是一门有学术传统的世代仕宦之家。这一年，仕途起伏、几经波折的父亲蔡邕（字伯喈）也特别春风得意，被朝廷委以重任……似乎一切都恰到好处。

　　与蔡文姬（名琰，生于174年）基本上同时代的诗人丁廙（yì）写有《蔡伯喈女赋》，前半部分毫不吝惜笔墨，全方位地描摹了她出色的音容服饰、言谈举止，渲染她的明慧聪颖与各种优越和顺遂。一句“羡荣曜之所茂”，好像是对上述种种称心如意的总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都聚齐了。可是，接下来话风却陡然一转——“哀寒霜之已繁”。

　　确实很可惜，出嫁不太久新郎就去世了。两人没有子嗣，蔡文姬回到娘家居住。年纪轻轻就丧偶，固然不幸，但是，她一生的厄运，那些繁密凛冽的寒霜，其实刚刚开始袭来。后来的遭遇，才是字字泣血。

　　蔡文姬的两首《悲愤诗》（一为五言，一为骚体），既是自伤身世的哀歌，也是痛诉乱世的实录。恰如《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说，那是“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之作。

　　先来看五言《悲愤诗》的前面部分：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汉代末年的董卓之乱，导致蔡文姬蒙难。董卓的兵马东下，攻城略地，“所向悉破亡”。他们杀人如麻，以致尸横遍野。男人的头颅是邀功的签筹，被这些凶顽之徒悬于马侧；马后则拖着抢劫的妇女，被掳者成千上万。

　　蔡文姬也遭掠走，被长驱西入函谷关（东汉时位于今河南洛阳新安县），然后经深沟险路北行，长途跋涉三千里，抵达南匈奴聚居的内蒙古河套平原。

　　路途之曲折艰辛，不值一提；那些“胡羌”（劫掠者）对于虏获的战利品，真是为所欲为：稍不顺意，就恶言秽语大肆辱骂，或者棍棒鞭子劈头盖脸落下，要不就恶狠狠以挥刀屠杀相威胁。蔡文姬等动辄得咎，白天流泪前行，晚上坐着悲咽。故园越来越远，天地越来越荒寒，逃生不得，求死无计，痛楚与愤恨交相袭来，她不由得发出绝望的哀鸣：苍天啊！为什么要让无辜者蒙受这样的惨祸？

　　董卓逼迫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时，曾经强奸公主、宫女，他的手下也特别肆无忌惮。兵荒马乱之中，财帛、女子从来都相提并论，是战胜者的猎获物品。女人在战乱中的处境，也就添了一重忧惧、险恶。秩序瓦解，杀戮嗜血，朝生暮死……会极大地释放男人的兽性，何况“胡羌”地处蛮荒，未经中原文明熏染，风俗更为粗鄙。蔡文姬仅用一句“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来概括那段被蹂躏的经历——有多少不忍回首的无限难堪，无法细说的奇耻大辱，都含血和泪，强揉进这十个字里。

　　像蔡文姬这样的贵族小姐，在战火肆虐时都不能逃避被抢掠、摧残的厄运，平民女子的惶悚无助，更是可想而知。

　　2、金甲耀日光

　　蔡文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被掳到塞外的？她的《悲愤诗》讲述得十分清晰。历代很多学者发现，她诗中的所有叙述，均有史可证。

　　《悲愤诗》的开端，是这么几句：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爆发后，汉室衰微。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汉少帝登基，何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欲借机剪除那些骄纵专权的大宦官，召并州牧董卓率军前来。董卓尚未抵达，何进已被宦官谋杀，袁绍等终结了宦官之乱。

　　董卓入洛阳后总揽大权，废汉少帝为弘农王，改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后来弘农王母子先后遇害。董卓先为司空，不久又担任相国，自诩“贵无上”，放纵兵士，到贵戚富家的府邸大肆搜刮金帛财产，奸淫、抢掠妇女，残害百姓，京师人心惶惶。

　　蔡邕曾因遭受诽谤而亡命江海十二年。公元189年，董卓征召他入朝，蔡邕以生病推脱。董卓下令州郡强行征召，他不得已应命，被任为代理祭酒。董卓对蔡邕特别优厚，很快又委以治书御史、尚书等职，蔡文姬出嫁就在这一年。蔡邕精通经史，妙解音律，擅长篆隶，既是辞赋大家，又懂天文算术，首创的“飞白”书体被唐代书法家张怀瓘誉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董卓强横霸道，对才华卓著的蔡邕算是相当敬重，常令蔡邕主持宴会，不久又任命他为巴郡太守，被留任侍中。

　　因董卓专擅朝政，袁绍等逃离洛阳后，联合讨伐董卓。曹操的《蒿里行》描述的也是那一段遍地兵戈的危局——“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诸州郡牧守推袁绍为盟主，以匡扶汉室相号召，一起兴兵讨伐董卓。然而联军内部各怀心思，他们既想保持各自实力，也畏惧董卓的精锐兵力，遂裹足不前。后来袁绍、袁术等暴露出废掉献帝另立傀儡或自己称帝的野心，联军内部自相残杀：“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此后，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带给老百姓灭顶之灾，人口百不一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190年二月，董卓见关东联军剑指洛阳，就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洛阳地区的百姓被驱迫西行，途中冻馁劳累，又被军队践踏寇掠，“积尸盈路”。董卓居然下令焚毁洛阳的宫殿、官府、民房等，方圆二百里化为瓦砾灰烬，皇家藏书大量散佚毁损。他的部下还挖掘皇陵，劫取珠宝。董卓的凉州兵向来野蛮，此时乘乱杀人掠货，奸淫妇女，更是无恶不作。

　　当时担任左中郎将（后世遂有“蔡中郎”之称）的蔡邕，也随汉献帝迁往长安，受封为高阳乡侯。史书记载，蔡邕对董卓的僭越等行为，多有劝谏，董卓有所采纳，但更多是充耳不闻。蔡邕非常遗憾，也预测以董卓的专横跋扈、触犯众怒，终究难以长久，曾经动念逃往山东。

　　董卓的军队恣意为非作歹，《三国志·董卓传》记载，他们袭击颍川郡阳城县时，残忍杀害百姓，将男人砍下头系在车辕车轴上，载着妇女唱着叫着返回洛阳，谎称取得攻城大捷。董卓命令焚烧那些首级，将劫掠来的女人分给士兵为婢妾。

　　谭其骧先生的论文《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详细梳理了她的经历：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河南中牟大胜后，乘势抢掠陈留、颖川诸郡，当地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掳。留在原籍陈留圉（yǔ ）县（今属开封）的蔡文姬在初平三年（192年）春，被李傕、郭汜等部众中的胡骑虏获，她当时19岁。董卓军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随即被“长驱西入关”。兵祸连绵，道路阻绝，文姬被掠三个月后，远在长安的父亲就去世了。彼此消息不通，自然也无从营救。

　　谭其骧先生通过研究史籍分析道：当时参与汉朝内战的“胡羌”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部落组织，也有权处理自己的虏获品，他们并没有被正式编制在凉州兵的部队之中，“不过是在凉州将领有时许以某种利益的条件之下，为凉州军或其中某一将领所用，暂时构成一种隶属关系而已”。一旦另有他人许以封爵珍宝，马上就可以转而追随。这些羌胡跟他们留居在边疆根据地的同族之间，估计还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谭其骧由此推断：“蔡文姬在被暂时隶属于凉州军的羌胡部队中的一支胡骑所掳获并被驱送入关后，接着就被驱而北，送向他们的老根据地南庭一带，作为向他们的首领左贤王献纳的一件礼物。”

　　谭其骧讲述：蔡文姬入关后马上就北行进入今天的陕北高原。东汉末年，这里已不再列在王朝版图之内，所以她称这一区域为“羌蛮”。而陕北高原地形多深沟高岸，与两首《悲愤诗》中“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漫漫”等句正相符合。“穿过陕北高原再向北走，即到达今伊克昭盟东部的准格尔旗境……到蔡文姬被掳北来时……全境都成了以匈奴为主的羌胡世界。”当时匈奴大臣中以左贤王为最贵，而南庭匈奴在中平五年（188年）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第二年单于去世，“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这一老王应该就是《董祀妻传》里的‘南匈奴左贤王’”。而左贤王自中平之末以来已经成为南庭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庭帐自应就在南庭所在的美稷。所以蔡文姬的被虏行程，以陈留圉县始，即当以到达美稷而告终，共计全程约合汉里三千里正”。

　　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擅改币制、滥杀无辜等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得天怒人怨。司徒王允设计铲除董卓，说服了后者的心腹吕布倒戈。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董卓被吕布等斩杀。

　　王允消灭了董卓，大快人心，他随即总理朝政。位高权重，又不再有心腹大患，王允不免志得意满，与其他大臣聚会，“每乏温润之色”。蔡邕在王允的座上为董卓之死叹息，惹得王允勃然大怒：董卓是国家大贼，差点倾覆汉室。你作为臣子理应站稳立场，却只想着自己受到的礼遇，忘记了操守！现在上天诛杀了罪人，你反而为他感到伤悲，岂不是跟他同为逆贼吗？王允竟然立刻将蔡邕关押治罪。蔡邕递表请罪，愿意受到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求继续完成汉史。

　　同情蔡邕的士大夫替他说情，力图营救。太尉、经学家马日磾（mì dī）就想说服王允：蔡伯喈有旷世逸才，熟悉汉代史事，应该让他续成史书，成就一代典籍；何况他的忠孝之名素来显著，现在所定之罪又没什么凭依，诛杀他将大失人心。王允却固执己见：以前汉武帝未杀司马迁，让他写出毁谤之书，流传后世。现今国运衰落，政权不稳，不可让奸邪谄媚之臣在幼主旁边著文，这既不能增添圣上的仁德，也会令我们蒙受诋毁。马日磾离去后对人叹息：王允大概不会久居于世。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他们的著作，是国家的典籍。将纲纪与典籍毁弃，岂能长久？

　　蔡邕不久死在监狱，许多同僚为他惋惜、伤悲。

　　因为悲叹董卓之死，蔡邕曾遭后世揶揄，但历代学者、文人为他辩护者也不少。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认为：蔡邕虽为董卓厚待，但并非其同党，他肯定知道董卓的奸佞凶残，听闻其死亡，绝不会为之惋惜。即便如此，也不会在王允面前流露……这一情节大概是范晔写作《后汉书》时记载失实。

　　明代思想家李贽别有洞见：人们都认为蔡邕哭董卓是错误的，此论固然有理，然而“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为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假如有人受恩于桀纣，在他人看来桀纣固然可恨，但在受恩者眼里对方就是尧舜，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董卓确实是蔡邕的知己，后者以哭泣报答他，也不为过。现在有些趋炎附势之辈，见别人有权位名利，就设法去借风使船，一旦人家势衰就转身离去，更恶劣的还要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比较起来，蔡邕毕竟还是君子，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呢。

　　不管怎样，蔡邕的去世，让蔡文姬彻底地失去了被营救的可能。

　　3、儿呼母兮啼失声

　　北风凄厉，像刀子一样锋利，割得皮肤生疼；它们呼啸着肆意钻透衣裳，浑身上下彻骨冰凉；用力睁开眼睛，四外都是漫无边际的雪原，间或有枯黄的衰草在风中无助地倒伏。即便到了春天，依然不像故园那样草木葱茏。若是大漠卷起风尘，更是天地一片昏黄。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周边是长相、装扮、风格都跟中原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他们裹着粗放的皮衣，不避腥膻，大块吃肉，用听不懂的语言高声吆喝。

　　“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蔡文姬以泪洗面，无心饮食。夜深人静时，想家想得难以入眠：不知父母在动荡中是否安康？女儿下落不明，他们会怎样牵肠挂肚？

　　春去秋来，她向南方日日眺望。怎奈，千里之外的故园，唯有候鸟可以翩然抵达。胡笳互动，琴筝相和，牧马嘶鸣，孤雁嘤嘤，声声都添愁绝。她曾经细嫩的脸庞，被霜风猛袭、烈日暴晒，渐渐变得粗糙黑红；绝望之情、求死之心，则被时间慢慢风干。

　　偶尔有汉地来人，她总是十分欣喜，要赶紧迎上去打听消息，可惜他们与她总是不同乡里。有的被掳者终于由家乡来人赎归，每当此时她都暗自祈祷，自己也能有这等幸运。

　　那一天果然喜从天降：曹孟德想到老友蔡邕没有子嗣，派了专人前来，要以金璧将他的女儿赎回！莫非神明真的怜惜自己，有所回应吗？

　　狂喜之后却被冷水浇醒。她已是左贤王的侍妾，生有两个儿子，自己可以离开，孩子则必须留下！能够回乡固然是天遂人愿，但放弃儿子却是天大的难事：此去关山阻隔，后会无期，音讯难通，骨肉相连，怎能忍心扯断？蔡文姬前思后想，万般为难。

　　戏文上说她是左贤王妃，左贤王对她殷勤呵护，那是后人的善意或者演绎。谭其骧先生的论文《读郭著＜蔡文姬〉后》指出：蔡文姬只是左贤王部伍中许多被掳来的侍妾之一，并非左贤王妃。曹操派去赎蔡文姬的，只是名不见史传的小官周近，不是大将军。

　　中原固然梦萦魂绕，但蔡文姬宁愿付出抛下儿子的惨重代价，最终选择离去，让我们不难推测——她在异域的日子并不顺心。所谓她与左贤王日久生情、伉俪恩深的讲述，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骚体《悲愤诗》的那句“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就鲜活地勾勒出她在毡帐内外的谨小慎微、郁郁寡欢。

　　从被掳至今已经十二年，大儿子顶多十来岁，幼子更小。儿子惊恐地跑来，抱着她的颈项连声发问：他们都说阿母要走，是不是真的？你要去哪里？走了就不再回来吗？见她流泪点头，儿子泣不成声：阿母从来都那么慈悲，现在怎么突然狠心起来？我们还这么小，你就忍心不顾惜我们了？

　　这些话让她五内俱崩，神思恍惚。她一遍遍如狂如痴地抚摸、搂抱儿子，忍不住嚎啕痛哭。

　　古时音书难递，山高水长，时空阻隔令重逢不易，离别也就更难，所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典诗词中有大量名篇写到亲人、情人、友人的分别，真是精彩纷呈。然而，虽说同样情真意切，同样再会难期，但无论是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还是离人之泪，将霜林染醉；或者登楼凝望，直至孤帆远影淡出……种种缠绵伤感，总不及母亲告别幼子那么惨恻。很少诗人有蔡文姬这样独特的遭际，她的《悲愤诗》也就为古典诗词的离别主题，留下最悲戚、酸楚的一幕。

　　将要登车的关头，她再一次迟疑，差点改变主意。诀别时分，母哭子啼，一片哀声。突然，几个苦命女人的嚎哭不期然地加入进来，像帮腔也像合唱，将场面烘托得愈加悲催——那是跟她一样被劫来的同伴，悲悲戚戚前来送行，“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女人与孩子们撕肝裂肺的哭声，竟让车不转轮，马也停蹄，见者落泪，人人嘘唏：“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

　　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共一百零八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专写离别爱子的惨痛。这样做会让诗显得重复、唠叨吗？不会的。此去几乎就是永别，做母亲的必然这么喋喋不休，诗歌也必须这么回环往复：归程好像很快，路途越走越远，她时刻愁肠寸断：“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待回到故乡，又总是忍不住登高远眺，只见北方天地苍茫，但觉魂飞魄散，人也好像奄奄一息，引来旁人不断宽慰。

　　骚体《悲愤诗》同样痛抒别子之苦，“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孩子跟在车后持续追呼的情景，更是不忍目睹。孤身回乡后，她还要一再为自己身为母亲却如此绝情而自谴自责，身心憔悴。

　　多数学者认定，托名蔡文姬的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是唐代人的作品。它所诉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基本重叠，也写得一唱三叹、哀婉动人，且同样有三分之一的比例写母子分离之痛，“身归国兮儿莫知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显然，母子诀别这种世间至苦，特别惹人共鸣，也牵动了后辈诗人的情思。

　　有时候不免会想到那两个在蔡文姬身后哭喊着追赶母亲的可怜男孩。她可不可以仅仅为了孩子而留在塞外呢？今天，我们赞赏那些为了陪伴子女不惜承担千难万苦的母亲，前提当然是她们具备自由自主的处境。但稍微掂量一下蔡文姬的经历，却也不难理解她的选择——被掳、受虐、蒙耻……种种生不如死，都是周边这些人强加于她，每根牧草、每粒胡沙都见证了她的奇冤大祸，这块土地凝结了太多血泪，能够逃离确实求之不得。何况，在当时人的心理上，胡、汉之间鸿沟巨大，落差显著，文化、礼俗与生活方式更是迥然不同。

　　京剧《文姬归汉》在她去留两难时有这样的念白：“父母爱子，人有同情。想我父在日，何等疼爱于我。如今三尺孤坟，连一杯麦饭都无人祭扫。我若是牵连私情，把祖宗丘墓弃之不顾，我怎对得住先人？”算是从传统伦理的角度为她的抉择添了一重理由。

　　4、怀忧终年岁

　　背井离乡之人总是心系故园。时空阻隔愈大，对家乡的思恋便被酝酿得愈发浓稠。理想的生活往往在别处、远方，如果当下的居留地令人不满，故园就更容易在无限的怀想中被美化，成为比任何别处、远方都更能抵御“此时此境”的灵丹妙药。

　　但是，蔡文姬踏上的日思夜想的故乡，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模样。暌违十二年，不仅家人尽丧，连姑表、姨表亲戚都一个不存。饱经战乱之后，街市、田畴都毁坏殆尽，一片萧条，“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纵横，无人掩埋，“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不仅房舍荡然，桑梓凋零，亲人亡故，触目还如此荒凉和惊悚。要知道，她千难万难狠心舍弃的，不是寻常物事，而是两个血肉相连的幼子。原以为漂泊无根、创痕深重之人，终能在热土和亲情中疗治旧伤，恢复元气，孰料依旧要“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无论在哪里，她终究都是凄惶无助、没着没落的。

　　曹操不仅有慷慨雄豪之诗，书法造诣也深，当年与蔡邕素有“管鲍之好”。因为这段渊源，他不仅遣使者用重金成全“文姬归汉”，还为她重新安排婚事，以慰其孤苦。

　　曹操为蔡文姬挑选的丈夫，是她的陈留同乡、屯田都尉董祀。这段婚姻，却似乎并没有因为权倾天下的贵人“赐婚”，就特别花好月圆。蔡文姬《悲愤诗》的末尾部分这么写道：“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她虽然嫁给新人，有所凭依，却是丝毫不敢舒心，反而勉励自己强打精神，随时小心翼翼。

　　在汉代末年，针对妇女的“名节”标准，远不像后世那么严苛，妇女再嫁也很寻常。问题是，蔡文姬饱读诗书，本身抱持更高的道德、礼仪标准，遭遇却又太过曲折，加上多年流离边荒，嫁胡人生胡子，不免自惭自愧，骚体《悲愤诗》就有“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之叹。她自觉卑贱低下、已成残花败柳，所以时常害怕被丈夫遗弃。

　　蔡文姬早年肯定有出众的美貌，否则不会被献给左贤王。此时她才30来岁，说起来年龄不算太大，但是，被劫掠后经受的蹂躏践踏，塞外十多年的风刀霜剑，母子惨离的撕心裂肺，故园亲人俱凋零的孤单凄凉……哪一件不催老心情、磨损容颜？何况，她如今心如死灰，精神状态那么糟糕，“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成天一副了无生趣、半死不活的模样，董祀的嫌弃之态是很难掩饰的。

　　后来，董祀犯法获死罪，蔡文姬跑去找曹操求助。当时公卿名士和远方使节济济一堂，曹操对众宾客说：蔡伯喈的女儿在外面，今天请诸君也见见她吧。蔡文姬显然是在急迫慌乱中离家，此刻蓬头赤足地进门来，先叩头请罪，继而为丈夫求情。她言语明朗，条理清晰，表述哀苦，众人都为之动容。曹操沉吟道：据你所说确实很值得同情，但是判决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赶紧恳求：明公有骏马万匹，猛士成林，何必吝惜派出快马骑士，而不拯救垂死之人呢？曹操被她说服，果然收回成命，赦免董祀。当时天寒地冻，他见蔡文姬赤脚蓬头，赶紧赐给她头巾鞋袜。

　　董祀被恕，拣回一命，仰仗的确实是曹操对故人之女的巨大善意，也显现了蔡文姬相当被曹操看重。《后汉书·董祀妻传》叙述至他被宽宥，便不再多言，转换了话题。今人描述这段故事，往往要补充几句：董祀很感激妻子的救命之恩，从此对她改变了态度，夫妻琴瑟和睦。凭借想象与推论这么填空，似乎合理合情、顺理成章——夫妻之间势位或恩德的此消彼长，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情感天平和相处方式，古今皆然，不足为奇。但是特意这么增添一笔，还是有点意味深长，强调的是当代人更现实的视角。

　　《后汉书·董祀妻传》紧接着讲述：曹操问蔡文姬，听说夫人家里以前藏有很多古代典籍，如今还能不能回忆起那些文字？蔡文姬回答：家父当年曾经留给我大约四千卷书，经过颠沛流离、身历困境，全部都损失了。我现在能记诵的，仅有四百多篇。曹操马上表示：我派十个书吏来，帮助夫人将它们记录下来。蔡文姬说：“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只求明公给予纸笔，我亲自书写，使用楷书还是草书，但凭您的吩咐。于是她根据记忆把典籍写下来交给曹操，毫无遗漏错误。

　　蔡文姬因才女身份被后世赞赏。韩愈以“中郎有女能传业”点赞；《三字经》用蔡文姬辨琴、谢道韫吟诗来激励男儿：“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悲愤诗》在诗歌史上更是地位不凡，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极力推崇：“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瓣香可也及钗裙。”（《古诗赏析》）他认为杜甫的诗固然师法曹植，但蔡文姬对他也不乏影响。

　　《悲愤诗》既有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全景，又聚焦人物，饱满抒情，写尽了柔弱个体在时代悲剧中的命如草芥、愁郁忧愤。历代诗人中身经忧患的大有人在，女诗人中饱尝苦难的也比比皆是，但是像蔡文姬这么深度罹祸、屡经愁惨的，还是为数不多。

　　《悲愤诗》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结束，慨叹永难消解的深婉之哀、切肤之痛。读罢全诗，突然觉得不敢随便使用“悲愤”二字了，用得不慎重太容易显得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