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聚合亚欧大陆

　　“一带一路”聚合亚欧大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丨王健君 宫超 王仁贵

　　2016年11月17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指出，明确欢迎“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敦促各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这是2016年3月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

　　此时，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仅仅过去三年。

　　三年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同4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

　　近日，商务部综合司巡视员宋立洪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提供了更为详尽的经贸成绩单：三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3.1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6.1%；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493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

　　与沿线国家新签订承包工程合同1.2万份，累计合同额2715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179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9.6亿美元税收和16.3万个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在国际社会呈现混乱、撕裂和纷争的后经济危机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第一次向世界提出未来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用自己的思考解释了这种“一呼百应”的现实逻辑。

　　日前，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中说，“一带一路”计划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它与从中国到欧洲的古老贸易路线联系了起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似乎是：它具有包容性。这意味着：任何有意愿的国家都可以参与该计划的发展和实施。”施明贤的结论是，“一带一路”尤其蕴含着给欧洲带来的重大机遇。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了令人意外又似乎意料之中的消息，2016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已多次就“一带一路”倡议主动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设置专门官员负责协调此事，其高层智囊已经为美国决策层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美国应转向以中国为主的“一带一路”协商机制，找出美国应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作出贡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加入亚投行等等。

　　三年来，所有这些上演的历史活剧，正如英国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言：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为此作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艰难，挑战和问题，似乎都是一个新世界在诞生过程中的分娩阵痛。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被悄然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

　　在他看来，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唤醒亚欧大陆乃至整个太平洋沿岸，一个全新的未来世界已经徐徐展开。

　　▲2016年7月28日，一列从哈萨克斯坦驶来的列车在新疆阿拉山口准备入境（赵戈摄/本刊）

　　“西方引领贸易繁荣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2016年年末，为了一个“中国制造”的蓝色小水杯，英国网络上掀起了一场“生死救援”。生活在英国德文郡的Marc是位全职爸爸，儿子Ben从小患有自闭症，几乎不跟人交流，唯一的“朋友”就是他两岁时老爸送给他的蓝色水杯。12年里，Ben一直在用这款杯子喝水，没有它Ben就拒绝喝水，甚至因此严重脱水被送进急诊室。

　　然而，这么多年后杯子已经不能用了，而这款杯子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停产。爸爸变得无比焦虑，开始在网上推文求救，希望找到制作这种杯子的模具，保证Ben一生都有水杯可用。网友们疯狂转发推文。幸运来了，在当年生产这个杯子的中国工厂仓库里，厂商找到了这个水杯的模具。最终，Ben得到了500个一模一样的水杯，足够他使用一生。

　　一个太温暖的故事，隐含着多重提示。新世纪以来，能够前所未有地推进各种可能性的全球化，已经无所不在地将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像Ben的现实命运一样，假如没有全球化会是什么样呢？

　　全球化正面临着日益深重的严峻考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谈到，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深度调整，增长动能不足，一些国家甚至面临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为加快摆脱困境，有的国家采取逆全球化的做法，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扩大经贸合作的政策，近几年来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

　　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从1960年到2015年，按实际值计量，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6.6%。然而，从2008年到2015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如此“腰斩”的降幅，在英国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来，是全球化失去动力的先兆。

　　让这位力主全球化的专家尤其担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曾经主导的全球化，又因为这个国家所掀起的“原始形态的纯粹保护主义”而正在全面转入刹车状态，“西方引领贸易繁荣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承诺用更多的碳排放和更多的信贷，以及一场重商主义者的十字军东征来复兴一个僵尸版本的‘伟大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日前为《外交政策》撰文说，在经过漫长的70年后，美国领导的秩序已经失去了动力，“华盛顿的新政权现在发誓要做的是，成为导致全球不稳定的单一和最重要的策源地。”

　　“重新发现全球化动力”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加快经济复苏，重新发现全球化动力，已成为世界最广泛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欧晓理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拿出促进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一头是快速崛起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高度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袤区域曾经孕育了灿若星河的人类文明。

　　他进一步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贸易体系主要依托海洋发展，二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也沿着海洋演进，出现明显的“海强陆弱”，即海洋国家发展在先，内陆国家发展滞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片广袤的“中间地带”由于远离重要的贸易通道，发展滞后于全球其他经济圈。

　　“但是这片区域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实现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愿望。”按照欧晓理的理解，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充分激发起这块区域的发展潜力，不仅有利于这块区域本身的崛起，也可带动整个亚欧非大陆的发展，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

　　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曾经规划过的TPP涵盖12个国家，人口规模8亿，占全球制造业生产的40%。与之相比，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3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而且这个数字还会因“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加。

　　采访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兴起为其追求全面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样的可能性是西方发达国家70多年来主导的全球化所无法想象的。”就“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可能性，他一口气给出了五大理由：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具备足够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同时在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库、发电厂、输电网、移动通讯平台、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深水港与工业区；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以及网络通讯平台，让中低收入国家的几十亿人可以一举跨入现代社会与数字时代；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而不像过去西方国家以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的私营跨国企业与银行为先锋；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另一方面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胁迫设置军事基地，也不搞政变。

　　而且，朱云汉强调，这样的历史机遇不是昙花一现，“中国仍处于上升期，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具备拉抬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能量。”在他看来，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全世界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块基石

　　日前，据《中国科学报》报道：2016年6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高铁展台前，原本两三分钟的安排时间，他驻足了十几分钟。

　　在听取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贾利民介绍我国高铁科技创新成就对“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后，习总书记仔细询问，“从技术上来看，我国是否有条件在全国高速铁路网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的运行速度？”

　　贾利民回答：“根据现有的技术成熟度及以往运营经验，在全国高速铁路网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的运行速度，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安全上都没有问题。”随后，这位知名教授对中国高铁技术用四句话作了总结，“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我们没有盲点；参与国际竞争，我们有胜算；支撑国家战略，我们有把握；引领创新发展，我们有信心！”

　　“说得好！”这样精炼的概括让总书记由衷喜悦。五年前，中国成功自主研发出了时速超过350公里的CRH380高速铁路技术。2011年6月，基于此技术的京沪高铁建成通车，由此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一次建成里程最长、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

　　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3月19日，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地方创新，“渝新欧”专列满载重庆制造的电子产品向西出发，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抵达德国杜伊斯堡，行驶11179公里横穿亚欧大陆，耗时16天，比传统海运路线节约31天，实现了“中欧班列”国际铁路大通道的全线开行。

　　“2011年发生的这两个大事件，为两年后‘一带一路’倡议横空出世平添了一块基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西南交通大学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谈到，“中国强大的高速铁路技术，构成了亚欧大陆经济力量整合的物质基础。”

　　当下，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突破2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60%以上，经历了世界上所有复杂地形条件和恶劣气候的考验，完成了最长距离、最大密度的商业运营。2016年在雅万高铁全线启动、匈塞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泰中老等铁路合作交流加快推进的基础上，2017年中国高铁“走出去”还将攻克包括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铁等更多的海外高铁项目。

　　“高铁是中国含金量最高的装备之一。”外交部欧亚司前副司长姚培生以自己的海外经历谈到，“中国高铁在安全性、性价比、兼容性等方面具备一系列突出优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其他高铁制造国家在综合优势上超过中国，这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最大资本。”

　　现代物流经济实证研究表明，以核心城市为原点，两小时车程半径的经济圈对人才和资本具有突出的吸引力，超过两小时，这种吸引力会大幅下降。交通物流欠发达是亚欧大陆腹地诸国经济发展的最细瓶颈。而时速200公里至300公里的中国高铁技术，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近95%的最近的主要节点城市之间的时程，缩短到两小时之内。

　　这对沿线诸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繁荣乃至国家凝聚力的提升，都将产生远远超出交通范畴的巨大发展推动力。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副局长郭玉华介绍，目前依托西伯利亚大陆桥和新亚欧大陆桥，中欧班列已初步形成西出阿拉山口、中经二连浩特、东过满洲里三条直达欧洲的亚欧大陆运输通道，常态化运输机制开始形成。

　　从2011年开通至2016年11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2786列，运送货物22万标箱，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05亿美元。现在国内已有17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境外到达德国、俄罗斯、波兰、捷克、西班牙、荷兰、白俄罗斯和法国等8个国家的13个城市。

　　这仅仅是开始。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中欧班列是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并预计到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5000列左右。

　　用地缘经济学超越地缘政治学

　　六年前高柏就开始研究，中国高铁技术突破后对中国21世纪的直接影响，这位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罗斯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在他看来，“当高铁改变了地理条件对地缘经济的限制，并使得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展现出广阔前景时，必然会改变欧亚大陆各铁路沿线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从而改变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的视角，并调动起各国的积极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展现出的新智慧，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视野超越地缘政治学的观点。”高柏对比说，如果从一百多年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所开创的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大国霸权的冲突和博弈；如果从地缘经济学的视野观察，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源源不断的合作互利和共享共赢。

　　比如，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共有20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区域市场整合的机会。“而且，这种整合越多，所形成的市场规模就越大、市场效率就越高、市场吸引力就越强；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吸引力越强，各方的发展机遇就越多。”

　　因此，高柏认为，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既面向欧亚大陆，也面向亚太地区。

　　对中国而言，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深远意义。高柏将之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为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为全球化开辟‘第二战场’，不但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动力，而且还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拉进全球化进程，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罗斯和欧盟经济发展提供新活力。

　　其次，也为中国经济转型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小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转型的发展压力。

　　向西向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一带一路”行动纲领清晰地告诉世界：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方向，一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由此，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六大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四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中巴、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

　　从向西向洋的六大走廊中，还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欧亚、中亚和泛亚三个方向。相关专家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具体解读说：

　　欧亚方向的建设，不仅可以改变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对海运的依赖，更为重要的是向西打通陆上通道，形成向大西洋开放的新格局。比如，中俄共建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喀山高铁，未来还将继续向东延展，经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直至中国境内的乌鲁木齐，并最终融入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络。这条线路使得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战略上高度契合。

　　中亚方向的建设，横穿资源丰富地区，可以拓展中国与欧洲和非洲内陆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黄金干线的形成，通过大规模“地缘经济”合作将中亚从“地缘政治”冲突的泥淖中拯救出来。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从喀什到瓜达尔港，是中国内陆与中亚、中东、欧洲、非洲的交通要道，其中中巴铁路建设将大大改变世界地缘经济版图。

　　泛亚方向的建设，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政治稳定，还有利于我国向南打通出海口，形成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格局，进而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在东非乃至在整个欧亚非大陆的整合力量。

　　时至岁末年首，《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相关部委获悉，“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进展快速，成果超出预期，“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步推进，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

　　中蒙俄、中捷、中哈已签署合作规划《纲要》；

　　雅万高铁、中俄原油管道复线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瓜达尔港等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建设等项目成功落地，大湄公河次区域9大交通走廊初步形成，中蒙俄国际道路货运顺利试运行；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国-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等一批重点园区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中标缅甸皎漂港项目，取得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控股权……

　　可能成为“痛点”的就该是发力点

　　2016年8月26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一带一路中国律师”研讨会就“一带一路”中国律师如何作出贡献问题展开对话。热议后与会者才发现，目前超过30万的中国律师群体中，真正能够熟练办理涉外法律业务的不足3000名，能够办理“双反双保”业务的不到50名，能够在WTO上诉机构独立办理业务的更少。这与规模宏大的“一带一路”建设所需，形成令人难以想象的落差。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说道：“这就是痛点。”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落实三年来，在进展快速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他以自己三年来沿线调研的实际经历，为本刊记者列举了五个需要防止的问题，并指出若不加以高度重视就会成为“痛点”：

　　一是要防止体制机制还不够通畅。如果“一带一路”是以国内规划的方式推动，那么结果难言理想。一些沿线国家官员说，该国有强烈对接“一带一路”的意愿，但不知道与中国哪个具体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社会依然没有做到充分的资源整合和有效配合，部门间的沟通协调还不充分，一些问题上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就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配合还不够，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恶性竞争现象。

　　二是要防止政策落实和对接“雷声大，雨点小”。中央与基层的对接中，似乎基层创新不足。

　　三是要防止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建设趋向。目前，不同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各行其是的问题，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很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统一规划。比如，西北五省区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可联合发力的行动不多，各自规划、各自落地，难免内部恶性竞争、消耗严重。

　　四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古对外开放主要连通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云南对外开放主要放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广西面向东盟国家，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建设推进多体现的是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容易导致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低水平重复竞争。

　　五是要防止劣质企业借“一带一路”之名蜂拥而出。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能代表“一带一路”。一旦有些企业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就可能对“一带一路”的品牌带来伤害，甚至会引发一些恶意炒作。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上，一定要做好项目甄别把关。

　　这五个问题如不注意，极可能成为“痛点”。“按照痛点经济学，人们体验中的痛点就是市场的盈利点和体制机制的完善点。同样，对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可能成为痛点的就该是发力点，也就是保证效益点。”赵磊告诉本刊记者，防止并打通痛点要以“五通”为抓手，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这位“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的发起人和首席专家认为，核心要旨就是真正了解“一带一路”的合作对象，了解沿线国家的差异性痛点，据此精准地提供“点穴式”产品和服务，“‘一带一路’要把‘利他做到极致’，自然就会‘实现利己’，但绝不能把顺序反过来。”

　　21世纪“惊雷”“怒涛”的激越回响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许多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六大经济走廊，相当部分都规划在人烟稀少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其庞大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有落差，存在变量，要做好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考验的准备。

　　“需要直面这些国家经济实力严重不足、高铁资金需求大、经济回报较差等现实问题。”这些专家认为，是要在商言商，从经济角度算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小账”，争取尽可能好的财务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高度，算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明文化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大账”。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落地生根”的关键时期，无论是高层决策者，还是一线深耕的企业和民众，一定要有宏远的眼光、理性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上，做好滴水穿石、初心不渝的精神准备。

　　晚清学人裴景福，1909年在其贬戍迪化（乌鲁木齐）三年间所著的《河海昆仑录》篇终写到：“当大地南北之冲，而握东西绾毂者，其惟西域乎？新疆今日晦蒙鄙僿，獉狉荒落，咸视之与蒙古、西藏等，予独谓五十年后，商贾辐辏，万国会同，当过于今日之上海，此言验否，视铁轨成否为候。”

　　正如德国人施明贤说，“中国人的思想总是战略性的，长远的，往往是超越几代人的。”

　　2017年已经到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各方获悉，预计2017年召开的国家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有序筹备之中。

　　“这是我们为提振世界经济采取的战略举措，为深化国际合作搭建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创新实践。”日前，外交部长王毅透露，这将是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我们将通过举办论坛，擘画‘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深化彼此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为打造开放型经济格局、提振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想起史学大师陈寅恪。1942年，他挈妇将子逃离日寇侵占的香港，辗转于战火纷飞的内地……在这个近代中国苦难和贫弱至极点的时刻，他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一文中写下了一段洞彻21世纪的预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正是这“惊雷”、“怒涛”在21世纪的激越回响吗？

　　刊于《瞭望》2017年第1期，原题《“一带一路”聚合亚欧大陆》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