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北京3月13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迅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他最关心的207个字，“字数不多，但每个字都关乎科技创新的未来”。

    龚克一直鼓励科技人员冲破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束缚，“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激发出人的活力”；他主张要把人从不合时宜的体制和制度中解放出来，迸发出创新的活力，“你要科研人员解放思想，那么体制机制一定要有突破”。

    这一次，这位大学校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份“答卷”。

    他觉得“特别要点赞”的，是短短5句话的表述中，把“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放到了最前面，“非常有必要，我们在这方面差距确实很大”。

    他并不讳言，如今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通道时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原创成果供给不足，改进型发明太多，甚至“山寨”的太多，“长期基础研究的积淀才是成果转化的源头，现在科技工作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必须要克服”。

    然而他也注意到，一个“牵牛鼻子”的改革没有被提到——科技评价机制改革，而这恰恰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种改革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他建议补充上这一条，因为现有的评价机制中存在种种问题，“有些事为什么做不好？是机制出了问题”。

    “都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合作？”

    像一根指挥棒，科技评价改革是当下非常迫切需要有所突破的重大问题，“目的就是要激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让从事各种创新的人各得其所，建立起合作把创新链打通”。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度使用论文评价。”龚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首先谈起了“论文标准唯一化”的问题，“用论文覆盖了对所有科技活动的评价是不合理的”。

    他举例说，科技成果转化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实验室里的完全不同，比如如何实现大规模、高重复率的生产；既保证可靠性、安全性，又减少排放、降低能耗，“这些问题都不是以论文为载体的，如果只用论文来评价这样的成果，那就不利于做这件事”。

    单就论文评价来说，也不尽合理。“只认第一作者，没人关心如果没有第三个作者到底能不能成就这篇文章？如果有实质性贡献呢？”龚克说，目前并没有建立起来如何评价科研工作中合作者的机制，“我们总是鼓励大家合作、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这种合作？”

    都说中国学者缺乏合作精神，龚克认为，这与评价不无关系，“不是学者们自私，而是政策出了问题” 。

    与此同时，以学科为单位的评价体系也成为束缚创新的一大因素。龚克谈到，创新往往就意味着对既有学科的突破和跨越，意味着新知识甚至新学科的诞生，“过去哪有现在这么多学科，而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一点点创出来的。”他认为，在“学科思维”的禁锢下，长此以往，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会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学科创新的能力。

    然而，仅靠一、两个学校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在龚克鼓励跨学科合作的南开大学，去年在学科评估中就遭遇了尴尬。学校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方面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成果，可谈到成果归属问题时，就要求必须说清楚这个成果到底是归理论，还是应用，“最后只好根据第一作者所在学科来划定”。

    龚克认为，应该承认大家在合作中的付出，不能只说不做，“哪怕各50%，如果真要鼓励合作，可以各70%，要体现出合作的贡献大于1”。他指出，现在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并鼓励好多个学科的专家教授一起来完成一个大项目，“可现在的评价恰恰与政策鼓励的方向相反”。

    “为什么大的成果不太容易出来？跟评价周期偏短有关。本来3分钟就能开的锅，你老揭锅盖看，就不开了。”龚克用了一个形象地比方来形容眼下“对高校的评价还是有些急”。

    他谈到，眼下的“双一流”建设中，规定评价的周期为5年，“对一个大学而言，5年刚培养了一届学生，而一个深入的教学改革，都还看不出什么起色，”那么高校自然只能去想5年见成效的办法，“你不能怪基层坐不住冷板凳，因为没人鼓励坐冷板凳”。

    龚克也表示，关于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的问题，国家不能说不重视，“很多文件中都提到过，但确实没有现成办法。”他说，任何一个措施都不会十全十美，建议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对当前首要破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形成一个共识，再去想办法一点点推动解决。

    “不必过度批评高校高价挖人才的现象”

    关于眼下出现部分高校为挖人才给出“天价”年薪的现象，龚克认为，这是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人才上的一种突出表现，“不必过度批评，市场在一定情况下会达到平衡”。

    他说，目前大家所谓的“天价”，一般来说是国内人才的价码在与国际市场看齐，“也就是说，我在美国当教授拿这些钱，你吸引我来，应该不少于这些”。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大大高出国内以往对科研人才开出的价码；甚至出现，你用高薪挖走，我用更高薪把人留下的情况。

    “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也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龚克认为，拿了高薪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大家都会有所考量，不可能盲目追高。而这种少数教师打破原有薪酬平衡的事件，最终会使得人力资源的总体投入随之提高。

    以一所高校为例，如果给高端人才提高待遇，势必要提高其他全体教师的待遇来缩小差距，特别是提高一些刚入职教师的待遇；而一个学校提高了待遇，也会带动其他学校适当提高。龚克认为，近年来，我国已经大幅提高了对人才的重视，“但和世界上一些人才强国相比，还有差距。”他认为，这种趋势将使得人才的地位得以凸显出来，“告别我国过去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问题”。

    在人才流动的背后，比高薪更重要的是“能否人尽其才”的问题。龚克坦言，南开大学也流失了不少人才，也未必都是高价挖走的。“流出大于流入的现象直到2013年才得以扭转，也是特别揪心。”他认为，薪酬绝不是唯一因素，“很少见到某个教授在原单位干得很漂亮，团队很和谐，人际关系又特别好，只因为钱离开的”。

    龚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高校反思的问题，一些非金钱的因素应该被重视，比如有没有很好的团队配合，能不能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以及文化的认同等。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对西部高校人才“手下留情”的同时，龚克认为还应该关注，西部高校要尽可能给人才提供更好的平台，对人才的观念、管理服务的效力等都应该有所改变，“要不然，即使别人不挖，他也很难发挥作用。”甚至有人说，“我自己辞职过来，即使你不让我来，我也不会在这待下去了”。

    龚克认为，高校要留住人才，除了政府调控引导之外，关键还是要靠自身改革，“不能变成保护落后，成为人才流动的桎梏，这样无论对国家、高校还是人才自身都没有好处”。（编辑：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