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北京3月10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程曼祺）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居委会支书朱国萍，没想到自己的居委会支书身份会引来这么多媒体的采访。

　　因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建议，被民法总则草案吸收，她频繁接受采访，嗓子已经沙哑。

　　实际上，朱国萍的意见只是民法总则草案得到的“400多页A4纸意见”中的一条。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泽林介绍，“草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在全国人大网上3次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两次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广泛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大和法律、教育科研机构的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70000多条。”

　　朱国萍的意见是在去年12月民法总则草案第三次审议时被采纳的。正因为像她这种基层代表“咬文嚼字式”的较真，草案才会在9个月的时间内变得越来越精炼，也越来越厚。

　　“本法征求意见的广度和深度在以往的立法中是没法比的。”苏泽林说。“相对一审稿，最新草案的条文由186条增加到210条，条文修改率达到了70%以上，反复修改了40多稿。”

　　能在草案中看到自己的修改意见，让朱国萍第一次感受到，作为没有任何法律专业背景的基层代表，也能参与一项国家基础性法律的立法工作。

　　一、民法就在百姓的柴米油盐之间

　　一开始，朱国萍认为“编纂民法总则”的事儿离自己很远，是“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家长里短居委会之间的距离。”

　　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眼里，民法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每天一睁开眼，都在从事着民事活动。”

　　对在社区工作了20多年的朱国萍来说，她每天一睁开眼，面对的就是社区里大大小小的杂事。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那些看似平淡的琐事正是民法立法的实践基础。

　　去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上海就民法总则草案调研座谈，朱国萍被邀请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当她看到草案二审稿中第三十一条“无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的规定时，她几乎在一瞬间就断定，这与自己的工作实际不相符。她当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居委会如果需要承担监护责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困难。”

　　这个建议来自朱国萍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几年前，虹储社区有个小孩的父母离异，孩子被判给了父亲。有一次孩子的父亲因为犯事，被拘留一周。可孩子的其他亲属都以各种理由拒绝照看他，无奈之下，朱国萍就把孩子接到了居委会办公室，由6名工作人员轮流照看。

　　“就用桌子临时拼了一张床，每天都要有人陪她睡觉。”朱国萍叹了口气说。除了日常生活，孩子还要到处跑着玩。那几天，人们经常在社区里看到，孩子在前面骑着小自行车，居委会干部们气喘吁吁地紧跟着。

　　“居委会连法人都不是，孩子万一出了事，谁负责？”朱国萍摊开手说。“居委会是个自治组织，本来人员就少，平时还承担大量的社区事务，有的还要坐班，对于老人、小孩这些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照顾的人，实在是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就是强撑着。”

　　为此，她建议，如果居委会没有监护能力的，应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责任。

　　在提交到大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中，朱国萍发现，第三十三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

　　这时她才感到，“民法的立法其实离自己很近，就在居委会的家长里短和柴米油盐之间。”

　　一些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中的新热点、新矛盾，也成为民法总则草案的亮点，为代表们热议。

　　一度，公共场合施救却导致纠纷甚至施救者要承担巨额赔偿的案例，多次引发“路人摔倒扶不扶”的社会道德讨论。

　　而民法总则草案则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法律规定，草案在187条新增加了自愿紧急救助免责制度，这条被称为“好人法”的条款，出现在三审稿中：“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四审稿又对其进行了细化，把“重大过失”表述为“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被救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

　　苏泽林代表说，自愿紧急救助免责制度，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大家做好事、做善事。”

　　二、“实践是法律的母亲”：开门立法汇聚民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民法典起草小组核心成员孙宪忠，曾连续4年在两会上提出编撰民法典的议案。

　　他对媒体表示：“民法典对人民生活覆盖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法律不可代替的”。他梳理说，从1954年第一次尝试制定民法典，新中国民法典的立法经过了63年的漫长岁月，曾四次被搁浅。

　　孙宪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的很多规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单行法代替。“作为一个基础性、统率性法律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编撰民法典才再次被提上日程。”

　　最新一轮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与60多年前建国初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是，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实施后，“汇集民意、开门立法”成为草案审议过程中的法定程序。

　　这部与公众息息相关的草案在审议程中，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进入了立法议程。这些意见背后，有被朱国萍照顾的那个小男孩，也有法律界专业人士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成果。

　　多次参加人大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舒，有着多年慈善工作经验，她最关注的是监护制度部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行的民法通则对监护制度的界定并不清晰，“虽然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里面对监护都是缺少规定的。”

　　谈起一件事，她十分痛心。几年前在广州儿童医院，一个婴儿出生后，因为有缺陷被父母丢在了医院。但是父母并没有遗弃孩子，也会偶尔来看一下，但一直不肯带回家。

　　“现在这个孩子四五岁了，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管医生护士叫爸爸妈妈，那个婴儿的小床已经装不下他了。”陈舒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比划着婴儿床的大小。

　　“这对父母一直不履行监护责任，我很揪心。”陈舒说，虽然孩子在医院里的温饱没问题，但是“现在小朋友的成长需要精神的养育，情感的养育，在爱的环境下和在一个冰冷的环境下成长，肯定是不同的。”

　　陈舒还担心，孩子在到处都是医疗仪器的重症监护室里乱跑，万一出了事故，没有明确的监护人，找谁负责也是个问题。

　　“这就是监护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清晰。”陈舒说。她赞同从基层工作中吸收意见的做法：“民法立法不能只听学者的，他们不一定接地气，也要多听听实务工作者的意见。”她坦言，像监护制度的一些细节，坐在办公室里的学者很难全部考虑到。

　　在今天上午四川团的全体代表会上，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康永恒举例，在亿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相当部分监护人认为外出打工挣钱为被监护的老小提供了经济、生活来源，就是尽到了责任。“大量被监护人权益造成损失，并不是因为缺衣少食。现在的规定，对‘监护人失责，应当受到法律监督’的导向不明。”

　　“实践是法律的母亲。法律一定要真正让老百姓觉得，能执行，并且符合实际情况。执行了能推动促进我们社会向善的方向，向文明的方向发展。”陈舒说。

　　2016年6月，因为“看动画片的时候到最精彩处插播广告”等原因，南京9名小学生向江苏省人大递交了一份题目为《制定具有限制性的儿童广告管理办法》的意见书。

　　让小学生们没想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不仅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还将同学们的意见转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请其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常委会领导指示，不断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不断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

　　三、“争论多就是关注多，就会更理性”

　　在今天对民法草案总则草案的审议会场，对于这部关系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基础性、统率性法律，代表们倾心尽力，有许多话要说。源源不断汇集的“民意”在影响着这部沉甸甸的民法总则草案。

　　审议热度不断升温，不同的意见与观点在碰撞。

　　因为监护和被监护人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群体最广、最多，来自基层的康永恒代表认为应该把“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放到第一章“基本总则”中。

　　也有细心的代表提到，监护人的选择通常以亲属关系的远近作为取舍标准，被监护人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姐”之间的亲属关系相同，建议草案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姐”置于同一个层级。在之前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王其江也曾提到同样的意见

　　完善“一老一小”的监护体系是本次草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宪忠表示，草案中突出国家在监护制度中的作用，对于保障被监护人权益，尤其是在应对社会老龄化有重要意义。

　　黄新初代表关注到“老龄化”的背景。“我在成都市工作的时候感受很深，成都60岁以上老人超过250万，占常住人口10%，已经是老龄化的城市。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后人不养老人，歧视老人的现象。同时，一些新型养老方式法律上处于模糊状态。”黄新初建议，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协议监护制度。

　　“多大的孩子去打酱油，其民事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是代表们讨论的又一个焦点。我国现行法律给出的答案是10岁：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是10周岁，本次草案中将这一年龄降低至6岁。

　　苏泽林代表建议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起始年龄从6岁修改到8岁。

　　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提到，在审议过程中，围绕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争议很大：“绝大多数的委员及列席代表都认为从10周岁降到6周岁不符合实际，社会各界反对的意见也认为6岁不合适。而相关部门未提出充足的理由。”她认为，6岁的孩子才刚进入小学，或在幼儿园阶段，对社会了解极为有限，心智发展水平达不到对自己的行为有基本判断的要求。目前的规定对交易安全和未成年权益的保护不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莫文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有促进家长对儿童法律教育的意义。她个人也认为，至少要定在7岁左右。中国的情况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6岁和全国的情况有差距。

　　目前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种种意见乃至争论，陈舒认为是件好事，“争论多就是关注多，就会更理性。”

　　“作为法律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立法机关要认真考虑。”陈舒说。 (编辑：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