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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鸟》柏林归来:我的电影主角都是留守少女

发布时间:2017-02-28 05:08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蒋肖斌

  姚红贵(左)与黄骥

  当地时间2月17日晚,黄骥和大冢龙治共同执导的中国电影《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2月20日,刚从柏林回到北京的黄骥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

  《笨鸟》讲述了一个“留守少女”的故事:秋末冬初的中国南方小镇,母亲常年在外的16岁少女林森,正在准备高考。然而,成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班上被霸凌的林森,偷了“霸凌女”的手机并送给了好友梅子。在梅子的怂恿下,林森开始不断偷手机,和梅子一起转卖给不认识的男人,两人用卖手机换来的钱做了新发型,却被发型师灌醉,醒来后再也联系不上梅子。林森不得不独自卖手机,也因此结识了同校男孩大威,可大威却带给了她最残酷的第一次……

  从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2010)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首映,到首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笨鸟》是黄骥的第三部作品。背景都是南方小镇,主角都是迷茫的留守少女,后两部的主演都是姚红贵——影片捕捉了她三年的成长。

  《笨鸟》中呈现的湖南安化茂密的森林、容易起雾的环境、阴雨绵绵的天气,为电影增添了浪漫色彩,也为主人公林森的前路增加了不确定性。

  出生于1984年的黄骥,在18岁时才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独自到北京电影学院求学,那时候的她,大概也有这样的迷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下简称“中青报”):电影为什么取名《笨鸟》?

  黄骥:《笨鸟》就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女,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她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像林森,她会做一些非常笨拙的事情,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或者飞不起来。她想说,她想唱,她想飞,她想变成这样一只鸟,但最后她其实只是一只笨鸟。

  中青报:你是如何从一个小镇女孩成长为一个电影导演的?

  黄骥: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村里的老人都会提前去拍一张遗像,这是一件十分有仪式感的事情。拍之前,他们都会洗头、洗澡、刮脸,穿上新衣服,非常隆重。老人去世后,遗像就会挂在家里的堂屋墙上,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会祭拜。这种仪式感的对比对我的冲击特别大——这些人活了一辈子,如果没有留下照片,后人慢慢就不知道他是否存在过。就这样,我从小对影像和存在的关联特别感兴趣,后来自然就想到考电影学院。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火车,买的站票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当时杜庆春老师问我,生活经历对你做电影有什么影响?我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小镇,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同时看到乡村的喜怒哀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站在两者之间。

  中青报:你的电影执着于湖南、执着于留守少女,其中有你的影子吗?

  黄骥:《橘子皮的温度》讲的是刚升入初中的小女孩对父亲介于男女和父女之间的感情,这来自于我对我父亲的情感;《鸡蛋和石头》源自我小时候被性骚扰的经历;《笨鸟》则来源于我高中和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太愉快的经历。

  中青报:少女对“性”的迷惘和无助,一直是你电影中的重要话题。

  黄骥:我的电影主角都是留守少女。她们的生活中缺一个人去爱护她、引导她,所以她缺乏表达爱的机会,也没有表达爱的练习——我一直认为,表达爱是需要经过练习的。当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性格就比较被动。我自己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难以启齿的就是性方面的遭遇。电影里的少女,都遇到了身体成长给她们带来的本能感觉,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和接受,也得不到有效指导,导致她们有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情感。

  从18岁离开,到10多年后我重回小镇,小镇上的年轻女孩们生活在和我不一样的时代,她们依靠手机和外界保持着联系,有别于我那只能依靠座机的上世纪90年代。但我们都是从留守儿童长大,一样因父母的缺失而向异性求爱。

  在对“性”从来都遮遮掩掩的中国,留守女孩们对“性”是无知而愚昧的,我在女孩们身上看到了那个孤独、笨蛋的自己,那个在无知无识中被伤害的自己。

  中青报:所以,你的电影都会有纪录片的色彩吗?

  黄骥:这些影片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以我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亲身体验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拍《笨鸟》时,我也考虑,是拍我高中时期的上世纪90年代,还是拍现在的年轻人。后来决定,就让年轻人去演他们自己,真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和姚红贵这些演员一起生活了6个月,观察他们,再反馈到剧本。我们要让观众觉得,剧中人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的每一次拍摄都会先做采访。《笨鸟》采访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70多岁的老人。我们发现一个共性,虽然年龄跨度这么大,但对第一次和异性亲密接触的体验是类似的——所有被问的女性都说,第一次挺难受的,没有人很放松,而且都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中青报:姚红贵你连续用了两次,她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黄骥:拍《鸡蛋和石头》时,她是初中生,12岁。当时我在老家找演员,找了很多都不满意。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偏僻的初中发现了她。她不爱讲话,但不讲话的时候,感觉她的眼睛和身体语言已经在讲话,所以我决定用她。

  拍《笨鸟》时,红贵高三,最初没想到再用她。后来跟当地的年轻人接触,发现她们都比较安于小镇生活,得过且过,但红贵对外界有好奇心,又不知道怎么做——这种矛盾和挣扎是电影人物必须要有的。所以,她白天上课、晚上拍戏。现在,她已经在湖南一所大学学表演了。

  中青报:《笨鸟》属于青春电影吗,你想表达的似乎不只是少女成长?

  黄骥:可以说是一部青春电影,但讲的不只是青春期的故事。我想通过少女的成长,描绘整个小镇人的生活。比如,《笨鸟》中讲到以健康之名去诈骗的团伙,这在小地方很多。他们在大城市骗不下去转移了。小镇的老人们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很多,却不知道怎么花钱,不知道怎么辨别,就落入陷阱。其实,小镇的年轻女孩们也是如此,她们不知道怎么过更健康、更有意思的生活,买个手机、做做头发,几乎就是全部了。

  中青报:你的下一部电影还会继续这个主题吗?

  黄骥:会的。关于繁华都市的电影已经太多了,偏僻落后的小镇发出自己声音的途径很少,我希望用一个女性的经历和情感,继续真实地描写我的家乡。

 

【责任编辑:黄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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