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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政治的妥协

发布时间:2017-02-24 04:19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李舫

  回銮碑,亦曰“契丹出境碑”,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内御井街西侧。此碑为青石,高2.6米,宽1.3米,碑文为宋真宗所赋《契丹出境》诗,相传为寇准书写,字大如掌,苍劲挺拔,秀丽流畅。其南有一古井,水清澈甘甜,相传为真宗驻跸时所凿,故称“御井”。此迹是宋辽大战与“澶渊之盟”的唯一见证。视觉中国供图

  导读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澶渊——这个时空点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宋辽之间的澶渊之战,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不过是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的纠纷,但如果重返历史现场,那却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这场战争以宏大背景开始——宋辽两国最高统治者挂帅出征,以戏剧性效果接触——辽军统帅萧挞凛偶然被北宋床子弩射死,然后旋即以“澶渊之盟”握手言和,不仅避免了大规模死伤性战争的历史悲剧,更为中华民族赢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宝贵和平。

  宋辽两国最高统治者在澶渊的军政决策,不仅是一场折射民族生存之“法”的争战,也是一份折射历史发展之“道”的盟约。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中华民族史上鲜见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妥协——正是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大宋王朝完成了它神秘而神奇的命运签注,中华民族也学会了什么是亢龙有悔、什么是飞龙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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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元年:灾难与战争

  公元1004年,干支纪元为甲辰,在大宋王朝,这一年是景德元年,属龙。

  这是大宋王朝319年时光中的第44个年头,也是其第三位皇帝宋真宗登基的第6个年头。沙漏里滴下的日子,如常地向前行进,斗转星移,波澜不惊。假如没有什么意外,新的一年也将很快翻过,淹埋在流沙般的时间碎片中,无影无踪,无从找寻。

  景德元年是中国灾难史上屡屡被提及的一年,时间老人抚摸着花白的胡须,发出诡谲的笑声,历史的河道便在这里拐了个急弯。

  时岁步入正月,京师已连续发生三次地震——

  正月十七,“是夜,京师地震”。地震发生在夜晚,百姓猝不及防。

  正月二十三,“是夜,京师地复震,屋宇皆动,有声移时而止”。房屋摇晃,地下烈焰如炽,激流和地浆如千军万马般,轰然作响。

  正月二十四,“冀州(今河北冀县)地震”。

  以后的几天,益州(今四川成都)、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接连发生地震。

  到了四月初三,“邢州(今河北邢台)言地震不止”。

  四月十四,“瀛州(今河北河间)地震”。

  五月初一,史料记载“邢州言地连震不止”。形势严峻,宋真宗下诏,邢州减田赋一半,免运送军粮之劳役。

  半年以后,十一月十八,“石州(今山西吕梁)地震”。

  大地,一次又一次显示出它的狰狞。天崩地陷的轰鸣转瞬即逝,数不清的生命如流星般陨落。山河变色,草木同悲。《中国救荒史》写道,这是历史上地震记载最多的年份,综各地方志所载,1004年一年之内,大规模的地震竟高达9次。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地震,还不是这一年最大的灾难。

  这是别具深意的一年。时间,舒展巨大的羽翼,将这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缓缓收藏,将这风雨河山、飘摇家国缓缓收藏,等待着遥远的某一天、某一刻,未来之神将它重新开启。

  仲夏以后,地震的频率减缓,大地复又显示出它素常的温情。尽管经历了频仍的灾患,日子仍旧喧嚣地向前奔跑,春天播下的种子早已破土而出,它们在整整一夏里节节拔高,又在这个肥沃的季节,欢愉地等待着收获。白云渐行渐远,秋色渐行渐深,柏树扭曲着旋转着挥舞着枝干,箭一般射向天空,白杨舒展油亮亮的叶子,哗啦啦击掌欢呼,潋滟的水波倒影着黄金般的麦浪,静静地散发着芬芳。大宋王朝秋高气爽,民富国强。大地撕裂的伤口在慢慢愈合,切肤之痛终将成为旧事。

  陡然之间,又一轮灾难从天而降。

  景德元年九月,32岁的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与当权人物萧太后、统军大将萧挞凛突然率20万契丹精兵铁骑倾巢南犯,一路高歌猛进,跨越大宋数十州县,兵锋直抵黄河北岸。

  中国历史上,外族对华夏民族的威胁,一直是困扰至深的大问题。宋朝开国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危及社稷的局面,遂“杯酒释兵权”,采取强干弱枝、崇文尚武的办法,以致积弱为患。与此同时,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内忧外患,南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北有北汉和辽国。加之,五代尤其石晋以来,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中原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

  契丹族出现于公元五世纪的北魏,以游牧为主,世居辽河流域。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萎,广袤富庶的中原大地对契丹充满了诱惑。唐末五代分裂,契丹借此迅速发展壮大,公元916年立国,以幽州为跳板,近塞取暖,武力经略中原。中原遭受契丹侵扰久矣,百姓罹难,饱受痛苦,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孙何上疏,愤慨奏曰:“焚劫我郡县,系累我黎庶”,“城池焚劫,……老幼杀伤”。

  宋与辽的战争,陈师道在《后山谈丛》记载:一共打过大小九九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太原战役取得一次胜利,其他均以失败告终。

  萧太后,名绰,小字燕燕,原姓拔里氏,被耶律阿保机赐姓萧氏。萧太后精明过人,英勇善战。自公元982年至1009年摄政,她摄政期间,辽国进入了200年间最为鼎盛的辉煌时期。景德元年,在契丹是统和二十二年。此时的萧太后年已半百,从成为寡妇到实际的帝国统治者,她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两次大败宋军,现在,她觉得可以找宋朝算一次总账了。

  御驾亲征

  紧急军情报进皇宫,宋真宗迅速召开御前会议,向群臣询问对策。大臣王钦若是江西人,他主张皇帝暂避金陵;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他主张皇帝暂避成都。只有新上任的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迎战:“我能往,寇亦能往!为今之计,只有御驾亲征,上下一心,才能保住江山社稷。稍有退缩,人心瓦解,根基一动,天下还保得住吗?”宋真宗闻言,精神振奋:“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

  隆冬时节的北方,已是天寒地冻。靡靡日渐夕,飒飒风露重,雪花飞舞,坚冰封路。当年十一月,宋真宗下旨御驾亲征。皇帝车驾从京城开封出发,直驱澶州(今河南濮阳),迎击辽军。

  澶州夹黄河分南北二城。宋军抵达澶州南城时,宋真宗遥望北岸的辽军营帐连绵不断,军容盛大,陡生怯意,就想驻跸南城。寇准以为不可,站出来大声道:“陛下不过河,则人心不安,这不是取胜之道。”寇准用眼色向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示意,高琼点头表示理解,旋即左手扶住御辇,右手拔出寒光逼人的佩剑大喝一声:“起!”指挥御辇直上浮桥,向着澶州北城前进。辇夫不敢懈怠,抬起御辇迅速登上城楼。当皇帝的御盖在城楼出现,大宋的黄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之时,将士欢声雷动。《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记载:“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召诸将抚慰,远近望见御盖,踊跃呼万岁”;《东都事略·寇准传》亦记载:“军民欢呼数十里,契丹相视,怖骇不能成列。”

  御驾亲征,士气大振,宋真宗的车驾还未到北城,澶州的将士已然勇气倍增。

  这一天,还是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有一个叫作张瑰的军士正守着一张床子弩监视前方阵地。忽然,辽军大营里走出几个将官,他们交头接耳,准备巡视战场,这群人中有一个穿黄袍的将军指手画脚,气势不凡,张瑰调整好床子弩的方向毫不犹豫地对准此人;要是在平时,将士行动必须请示,然而,张瑰听说御驾亲征,精神振奋,顾虑全消,瞄准对象,奋力一扳开关,“嗖嗖”几声,数箭齐发,辽军将官顿时倒下几个,黄袍将军也在其中。——事后得知,这个黄袍将军,恰是辽军统帅萧挞凛,他被射中头部,当晚便死去。辽军未战,先丧大将,士气大挫。

  历史如同一幅气势浩荡的画卷,它的可圈可点,在于一往直前、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它们突如其来,却酣畅淋漓。

  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澶州,距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仅一河之隔。澶州在,大宋在;澶州有失,大宋便危若累卵。

  萧太后觊觎大宋王朝的财富,本想依仗自己屡次败宋的军威逼退宋军,强占中原锦绣河山。后来听说寇准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知道虚晃一枪不成,只好挥师作战。两军在澶州北城下激战数十日,胜负未决。

  大军倾巢孤悬境外,统帅阵亡,萧太后不敢恋战,暗生倦意。萧太后派人请和,以获利为条件,终于在十二月(1005年1月),双方达成和议,签订盟约。

  史书对盟约签订过程的记载饶是有趣。

  宋真宗在与辽人签订盟约之前,曾派遣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曹利用在临行前向真宗请示“岁赂金帛之数”,宋真宗诏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听说真宗答应每年可以给辽100万岁币,连忙召曹利用至帐中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果然以30万成约。回宋之后,赶忙赴行宫向宋真宗呈报。其时,宋真宗正在用餐,“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曹利用答曰:“此机事,当面奏。”宋真宗急于知道宋辽议和情况,再次派遣内侍问道:“姑言其略。”曹利用仍不愿向内侍说明,仅“以三指加颊”,以示每年给辽的岁币之数。内侍返至宋真宗面前说:“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宋真宗不禁失声道:“太多。”此后,宋真宗听闻曹利用报呈以30万成约,高兴异常,赏赐曹利用“特厚”,宠爱有加。

  战争与和平

  命乖运舛的景德元年,宋真宗历经天灾、人祸、兵燹的考验,审时度势,终于在这年的腊月打开了一个叫作“澶渊之盟”的锦囊,从此大宋王朝开始了养精蓄锐、潜心发展的进程。

  和平,来得着实不易。

  刚刚过去的咸平六年,宋、辽之间纷争不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三场:澶莫之战、遂城之战、望都之战,宋军败多胜少。

  公元999年(咸平二年)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率众从河北大举攻宋,首战保州,被宋三路先锋田绍斌、石普与保州杨嗣击败于廉良路,宋军歼敌2000余人。从九月至十二月,辽军相继转攻遂城、定州、冀州、威虏军,皆为宋军击退。次年正月,由于主帅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懦无方略”等原因,辽军在瀛洲(今任丘市北)东30里,击溃宋军,亦有所斩获。此次战役,宋军损失较辽军为重。尽管如此,宋真宗英勇可嘉,在河北各城池处于孤立防守、宋军主力部队迟迟未投入战斗之际,九月即毫不犹豫接受了臣僚的亲征建议,十二月身临大名府战阵,甚至还拒绝李宗谔等文臣在与辽军决战失败立即返京的建议,直到莫州之战结束七天之后的咸平三年正月甲午(十六日)方才从大名出发返京,这无形中激振了将士的斗志。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十月,辽国集中兵力,从河北遂城(今河北徐水以西)西面之长城口一路进兵,直指遂城,意在摧毁大宋太行山东麓之防线。此前的六月,辽国曾让向其称臣的西夏先从西面向大宋发难,攻下宋的恒、环、庆三州,欲借此分散宋朝的兵力和对辽的注意。六月十六日,辽军先头部队在长城口与宋军北面前阵钤辖张斌相遇,由于积雨使得辽军所用弓箭皮弦全部缓湿,不能使用,被张斌趁机击败。张斌率军追杀接近边境时,辽军伏兵突起,张斌“前阵兵少”,又得不到后续部队的支援,因此不敢恋战,只得退守遂城,旋即又撤至宁边军。两军在长城口发生遭遇战后,因为雨霖缘故,辽军经过十二天才前行到遂城西约三十五里之满城,考虑道路泥淖不利行军,在当天就急忙向遂城以西二十五里外的羊山迂回撤退。宋军及时抓住战机,各部在遂城会合集结,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即杨延昭)率领轻装骑兵抢先在辽军到来前赶到羊山设下埋伏,西上使李继宣、秦翰各率所辖军队分左右二队及时跟进。十一月初,宋军大破辽师于羊山,辽军损失惨重。

  羊山之战后,辽军频繁对大宋实施报复性进攻。1002年(咸平五年),辽不断侵掠大宋边境,骁勇无敌,每战必胜,一胜于梁门,再胜于保州,宋军严重受挫。1003年(咸平六年)四月,辽军数万骑大举入侵,深入包围定州之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与副都部署王继忠领兵向北驰援,同时召真州桑赞、高阳关周莹两部率兵赴定州会合。周莹以没有诏旨为借口,按兵不动,仅有桑赞一部应召前来。王继忠孤军同辽军奋战之际,王超与桑赞却畏怯退师,遂使王继忠激战二日后全军覆没,而其本人亦被辽军擒获。宋廷闻知败况,急调援军正面布防,以阻止辽军深入,而辽军则就此调头撤还。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太白之问,恰恰也是大宋之问。与此相反,辽军保持着原始野性,“轻而不整,贪而不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驰骋为容仪,以弋猎为耕钓,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宋史》),使得宋朝“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坻”(《旧五代史》)的华北大平原,成为辽军秣马厉兵的战场。胶着中的战争,像一条绷得很紧却早已失去弹性的皮筋,每年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军费开支让宋朝疲于奔命。

  三场战役不容小觑。以辽方而言,辽军骁勇善战,且善用骑兵部队,作战灵活机动,善于避实就虚,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潜入,令宋军猝不及防,朝廷亦来不及调兵遣将,多在一个局部战场就能够控制局势,掌握战争主动权。以宋方而言,宋军不畏强暴,在每一场战役中都积极应战,勉力支撑,大大消耗了辽军的实力。宋真宗每每御驾亲征,坐镇沙场,他的不退却、不妥协,他的果敢刚毅,不能不让辽军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深入。

  从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北伐幽蓟算起,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宋、辽两国处于敌对战争的状态已经持续了26年,绵延不断的战火、纠缠不已的争斗、短兵相接的厮杀,始终维持在僵持的局面——宋朝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片汉唐故土,辽国打家劫舍的侵扰也始终无法蚕食宋朝的领地。

  光靠金钱,买不来和平;光靠战争,更换不来和平。

  澶渊之盟

  宋、辽签订《澶渊誓书》,其实有几项重要的规定:

  ——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岁币的交割,“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20万匹,银10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

  ——疆界的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互不容纳叛亡,“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

  ——互不骚扰田土及农作物,“至于陇亩稼,南北勿纵惊骚”。

  ——互不增加边防设备,“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条约以宣誓结束,“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

  《澶渊誓书》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很多,比如宋、辽首次正式结为兄弟之邦,互称南北朝,比如礼节、贸易和移牒关报,比如具有战争意味的地名的更改,“威虏军”改为“广信”,“静戎”改为“安肃”,“破虏”改为“信安”,“平戎”改为“保定”,“宁边”改为“永定”,“定远”改为“永静”,“定羌”改为“保德”,“平虏城”改为“肃宁”。

  此后116年间,宋、辽两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澶渊之盟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华民族搁置争议,着眼大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为宋、辽两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使得人民得以休息养生,安度和平岁月,同时从事内部建设,学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都大放异彩。

  宋、辽誓书签订于澶州,汉代称澶州为澶渊郡,这份誓书被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使宋辽都赢得长达116年的和平。

  一个世纪后,文学家苏辙写道,澶渊之盟“稍以金帛啖之,虏(辽)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韩维也曾论述,“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有人感慨,“太祖开万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难,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将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与宋太祖、宋太宗开国打天下的功劳一样看待,也就是说要以澶渊之盟的求和精神处理宋金关系,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李纲曾在《论守御札子》中说,“臣窃观自秦汉以来,制御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与契丹为澶渊之盟,守之以信,结之以恩,百有余年,边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笃,古所未有”。

  据统计,从公元1005年到1121年这116年之间,两国遣使庆贺生辰,宋140次,辽135次;两国遣使贺正旦,宋139次,辽140次;两国遣使吊唁,宋46次,辽43次。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曾经自绘肖像送给宋仁宗赵祯,并希望宋仁宗回赠真容。遗憾的是,仁宗真容送到时,辽兴宗已经过世。辽国皇室遂将仁宗真容与祖先肖像悬挂在一起,供子孙世代礼拜。

  中国自古饱受边疆战乱,与契丹形成如此长久的和平关系,在中国边疆史上着实罕见。

  咸平之治

  这一年,玉树临风的皇帝36岁。六年前,公元998年,太子赵恒登基。这位排序老三的皇子自幼姿表特异,英睿聪敏,才华过人,少时与诸王嬉戏,便喜欢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赵恒尽管不为太宗器重,却甚为太祖喜爱,将他养在宫中。纵使一千多年后,他在《劝学诗》中写下的诗句仍在流传:“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后世给了这个酷爱读书与书法的皇帝一个无比贴切的庙号:宋真宗。

  宋朝的皇帝喜欢频繁更换年号,宋真宗在位25年,就曾经使用五个年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咸平这个年号用了6年,景德用了4年,以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景德命名,也因此闻名。然而,尽管两个年号只维持了短短的10年,却是大宋王朝元神丰盈、光墨淋漓的10年。

  6年前的这个时候,大宋王朝第三位皇帝继位,人们看到了而立之年天子的守正笃实、无远弗届;咸平六年里的数场战事,人们看到了他的果敢勇毅、杀伐决断;这一次,御驾亲征,澶渊结盟,他则让人们体悟到他的深谋远虑、久久为功。

  不久,宋真宗即以铁面无私的姿态,公布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他建立官员档案,实行保举制度,推动渎职监察,鼓励鲠亮敢言,纠弹不避权贵,奖励廉洁无私,懂得知人善任。宋真宗御驾亲征,对内打败了西北党项、吐蕃这些势力,对外逼退强大的契丹,创造了一个安定和平的边境环境,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让大宋江山转危为安,凭借的恰是这些治国新政。

  宋真宗迅速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制度清明、经济繁庶、文化鼎盛的时代,他启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休息养农,发展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一时间,贸易盛况空前。

  据统计,公元996年,宋朝国家财政收入2224万緍,户口451万;公元102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50885万緍,户口为868万。短短20余年,整个国家户口增加了417万户,财富增加了近68倍,其发展规模与前朝相比,超过了唐朝贞观二十三年总量的4倍,与后世而论,超越了乾隆时期的3倍。中国占世界财富的比值从996年的22%左右,一下子提升到了67%左右,可谓富甲天下。

  这是大宋王朝难得的小康时代,后世将咸平、景德、大中祥符三个年号的19年统称为“咸平之治”。

  偏见与理性

  宋朝承继先秦及汉唐的思想,对外邦颇为鄙夷。孔子曾说:“夷不乱华”,表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的高度重视。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显示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大宋开国以来,更是对外族有着极强的优越感,文武大臣皆以为须用道德驯服夷狄。理学家邵雍甚至写下如此倨傲的诗句:“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在漫长的岁月里,华夏民族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文明,积淀了无比丰富的智慧、无比深邃的思想,但在战争问题上,却显得冲动幼稚,以至于常常祸殃百姓,不能不说缘于这种观念上的居高临下。

  而自景德元年开始,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文化交流成为时代的主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骄傲的王朝俯下高昂的头颅,审慎地打量对手,理智地放下武器,伸出和平的橄榄枝,以大国的姿态张开襟怀。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原和北方部落以空前的规模迁徙杂居,经济交融、文化交流、语言交汇、习俗融合,辽国也开始从单纯的游牧民族,向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过渡。辽国的燕京在唐幽州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这里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居民五方杂处,互补共荣。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使辽的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宋朝事实类苑》),宋朝的魅力可见一斑。

  正是以这样的包容、这样的魅力,中华民族将一切可能纳为己有,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和而不同,沉淀于心,又外化于行,成为具有强大稳定性、延续性、发展性的中华文明,并造就了中华文化博观约取、海纳百川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度。历史学家姚从吾说过:“(两族)相安既久……(辽人)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堪称不同民族和谐相处最后融为一体的典范。此后不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同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赵恒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古老东方的文明精髓。

  钱穆也感叹:“中华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而中华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此后一千余年,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气度,不断地寻找我们的同心人、同路人——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久远熟悉的语言,那些频率相近的心跳,那些浸润至今的仪俗,那些茂密茁壮的传奇,那些心心相印的瞩望,是我们中华民族识路地图上的印记和徽号。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长久的和平,却也带来了人们富贵即安、苟且偷生的念头,就连真宗皇帝赵恒,后来也了陷入了劳民伤财的“泰山封禅”,甚至准备“五岳连封”;岁币养肥了契丹,却让大宋王朝的财政更加拮据。

  人人怀安,故不复有征战之志,家如此,国亦如此。

  残雪,冻雷,惊笋,急管繁弦——景德元年,端的是别具深意的一年。

  时间,舒展着巨大的羽翼,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某一刻,将历史之谜重新开启。那些祖先的传奇,那些祖辈的故事,他们在灾患面前的勇气,他们苦度长夜的智慧和坚忍,是我们在这个喧嚣世界永不迷失的识路密钥。

【责任编辑:贾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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