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1921年3月，邓小平在法国里昂的留影。

　　1924年7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大会的31位代表在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2004年7月，国家博物馆新添了20世纪20年代的30幅老照片，其中两张颇为珍贵，也为许多人所熟悉。

　　一张照片上，邓小平头戴工人帽，身穿半长大衣，双手插兜，目视前方。这张照片1921年3月摄于法国里昂，邓小平当时到法国半年，不满17岁。

　　另一张是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大会31位代表在巴黎的合影，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何长工等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有拍摄并珍藏了这张照片的柳溥庆（柳圃青）。

　　这些照片于2004年7月22日由柳伦（柳溥庆之女）夫妇和她的3个弟弟妹妹夫妇交给国家博物馆。

　　柳伦父母生前视这些照片若珍宝，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了它们将近80年。

　　柳伦讲述的故事慢慢打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父亲从柜底夹层内小心地抽出一个扁扁的油纸包

　　我第一次见到这两张照片是在解放前的上海。1948年5月下旬一个寂静的深夜，父亲经过机智斗争，刚从国民党警察局获释出狱，就接受了地下党组织的新任务，准备第二天乔装成商人，启程赴港，出任香港一家印务公司总工程师。

　　当时，母亲卧病在床，17岁的我帮助父亲整理行装。正忙着，忽见父亲从柜底夹层内小心地抽出一个扁扁的黄色油纸包，就着灯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按原样包好，又四处看看，似在考虑如何放置。我忍不住问父亲：“包里是什么？我可以看看吗？”父亲看了看我，想了想，一边把刚包好的油纸包再次打开，一边微笑着说：“也让你了解一下吧，这些是我从欧洲带回来的照片。我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了20多年。不知道我走后特务是否还会来家里搜查，正考虑怎么保存能万无一失。”

　　父亲打开的油纸包里，就是我们这次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照片。当时我好奇地问：“这些都是什么人？”父亲动情地说：“照片上的许多人，都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有识之士，也是我最崇敬的同志和战友。我有幸和他们一道学习、一起斗争。有了他们，黑暗的中国就有了光明，中国就有了希望。”

　　那个夜晚，我从父亲对那两张照片的介绍中，记住了两位奇人。一位是“邓小平”。父亲把一张单人全身照片翻过来，让我看背面的题字，“圃青兄惠存，希贤赠。1925年5月23日，里昂”。

　　我记住的另一位奇人是“周恩来”，我早从报纸上知道他是共产党领导人。

　　父亲两次被捕，汉奸、特务抄家搜查，这些照片都没有被发现

　　我第二次见到这些照片，已是1954年春节。父亲于上海解放之日由党组织急调回来，印制人民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54年春节，在家里的书架上，忽然发现几本新相册，打开一看，竟是那些久违的老照片。我惊喜地大叫：“妈妈，这些照片什么时候出头露面了？”母亲笑着说：“早拿出来了。人民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如今照片上的人好多都是国家领导人了，还用担惊受怕吗？”

　　也是这次，我才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保存这些照片的过程，并比较完整地了解到父母的革命经历。

　　1900年12月，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工人家庭，12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当铸字徒工。他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国共合作时由组织决定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3月，经过多方努力，他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

　　1924年7月，父亲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大会。会议31位代表的合影，就是由父亲按下了相机快门。

　　父亲因为在里昂地区与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一起从事革命工作，一起编印中共旅欧党团机关刊物《赤光》，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1925年5月，邓小平得知自己可能要去苏联学习，就把自己到法国后不久拍摄的这张4英寸全身照片题字赠送给了父亲。

　　1927年，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途经比利时、德国、波兰等国。父亲特地自己动手做了底板带夹层的画箱，用油纸把照片包得严严实实，藏进夹层内带到苏联。1931年，从苏联秘密回国，父亲不可能随身携带行李，只能把最重要的物品先寄给在江苏靖江县当教师的舅父，请舅父收到后亲自送到上海交给母亲。

　　解放前，这些照片一直秘密珍藏在家中的书桌、衣柜或阁楼夹层内，在我们家十来次搬迁中，父母都细心转移，从不疏忽。甚至1942年和1948年父亲两次被捕，在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大肆抄家搜查中都没有被发现。几十载风雨春秋，这些照片完好如初，连一个微小的折痕都没有。

　　收到照片后邓小平非常高兴，因为他自己的照片在多年征战中遗失了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落成，在报纸上公开征集革命文物。父亲看到后，赶紧拿出那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翻拍后送给革命博物馆。

　　1965年春天，父亲让我转托邓小平当时的卫士张宝忠送给邓小平一套翻拍后洗印的照片。第二天，张宝忠告诉我，收到照片后邓小平非常高兴并表示谢意，因为他自己的照片早在多年征战中遗失了。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受批斗，文件、书籍等全被抄走，这两张照片也在劫难逃，甚至成了父亲的“罪状”。

　　直到1974年春，父亲才从河南干校回京，他在索要抄家物件时首先提出那两张照片。

　　这些照片归还时已经伤痕累累，污点斑斑，照片四角满是小洞。父亲一言不发，戴上老花镜，找来橡皮，细心地一点点擦去污渍，用柔软的棉花沾着清水，拭去涂染的颜料，轻轻抹平摺印……

　　1974年10月24日，身体受到极度摧残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去后，母亲周砥继续精心保存它们25年，直到1999年病逝。（曲志红）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