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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下住着一群被人遗忘的“鼠族”,有人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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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7 09:11 来自 米格尔街 

 

  每天早晨,在北京的地下,人们从没有窗户、阴冷潮湿的房间里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们爬上楼梯,进入外面的世界。转眼间,他们从这座城市里最卑微的居住者,变成了怀抱“中国梦”并孜孜不倦奋斗的一群人。

  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

  新加坡华裔摄影师沈琦颖用5年拍摄了超过100位“鼠族”:

  纪佳

  纪佳20岁,来自河北,是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她和一位同事一起租住在这间地下室里。她说,这是她住过的“最恐怖的”一间地下室。“我都不敢去厕所,实在是太恶心了。”

  刚到这里时,纪佳觉得房间很棒,因为对两个人来说还是挺宽敞的。她本来只打算住一个月,没想到却一直住了下来。她一个月挣3500元,但她还需要买衣服、买好吃的。就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她刚刚买了一个新出的iPhone4S。“所以每到月底,我的钱都花光了。”她说。“北京是个让人激动的城市,但是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魏宽

  白天,27岁的魏坤是一名保险销售员;晚上,他是一个住在地下的“鼠族”。他的“家”在一个大概28平米的地下室里,这里除了他还有他的9名室友。

  “我的同事们都住在地上,但我觉得那太安逸了。这个地方能促使我更努力地工作。”魏宽现在一个月能赚到3万块钱,比他最初一个月800块钱的工资已经高出了太多。他说,自己住在地下室是希望能把钱剩下来用在别的事情上。最近他刚请裁缝给自己订做了一件羊毛面料的西装,他希望将来攒够钱了能买辆车。

  徐俊萍

  对46岁的山西农妇徐俊萍而言,北京和这间地下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她的庇护所。8年前,她来北京打工,她喜欢北京简单的生活,和地下安静的环境。她在这里来去自如,不必像在老家时那样担心左邻右舍或亲戚们怎么看。来北京后,她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白天她在拥挤的市场里卖佛经、香炉和护身符,晚上回地下室。

  “我太习惯北京的生活了,真的不想回家!在这里,饿了就去买点儿吃的,困了就回地下室睡觉,生活里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如果在农村,我得今天给这家帮忙,明天去那家干活儿,每天都闲不下来。这里过日子非常安静,也很简单。”徐俊萍说。

  2014年11月,她搬到城东边的地下室,跟小儿子待在一起。17岁的儿子已经不念书了,现在北京高新区一家公司学习电脑维修。她的大儿子在南京。

  徐俊萍的丈夫现在是北京某公司的保安,住在城市另一头的一间澡堂里。他会不定期地过来看看母子俩,带些从街边买的小吃。每次他过来,一家三口都要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睡。

  徐俊萍笑道:“我们挤在一起,要颠倒着睡,两个人头朝一边,另一人头朝另一边,这样才能睡下。好在我们都不胖。”

  赵丹

  这个壁橱大小的房间只比一张单人床稍稍宽一点儿,但在过去一年里,这是美容师赵丹的家。一个月房租350元,是她收入的10分之一。她不是租不起地上的公寓,只是不愿意花那个钱,因为那样的话房租至少是现在的3倍以上。

  赵丹16岁从家乡包头来到北京,如今已经孤身一人闯荡了4年。住在地下室房租便宜,但也有不好:“非常吵,什么人都有——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还有人夜里两三点才回来。我总是被吵得睡不好。而且东西也时常会被偷。”

  她总想,住在地上的人能晒到太阳应该会比他们这些住在地下的人过的舒服不少。其实地下室也有比现在这个大的房间,但她不愿意换过去,“我就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小房间挺舒服的。这就是我的家,我每天白天都期待着晚上回到这里。”

  刘浩

  刘浩住的地下室上面是一个复式公寓,那里的人会去星巴克喝咖啡,在无印良品买东西。公寓后面有个小门,推开门就能进入刘浩的世界。他是个新生代作家/诗人/摄影师/导演。

  在河南老家,他的父母拥有12亩地,种些花生、玉米等作物。刘浩从会走路开始就帮家里干农活儿,等上了高中,他忽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纪录片和贾樟柯的电影。

  “2006年,贾樟柯在一个电影节上拿了大奖,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有机会做一部电影,说不定也能得奖。即便不行,当个摄影师也挺好的,我可以回老家河南开个小店,接些婚庆、广告之类的活儿。”

  他真正的理想似乎更高远。他喜欢读莫言的书,还喜欢余华、福克纳、托尔斯泰。在这间小小的地下室里,他的床边摆了一堆他们的书。

  “我这一代和父母截然不同——我们这代人喜欢做公务员或者汽车销售员,没有人愿意务农。农田周边工厂也越来越多了,有加工小食品或方便面的,还有做卫生纸的。总之,父母那辈靠土地过活,而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庄稼地。”

  “父亲想让我做小学老师,但我觉得做美术老师工资太低了,而且太闲了。我想做更多的事情。“

  “我是从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知道地下室的,片子的主人公就住在里面。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间地下室很大,但很潮,每月租金700元,一个月后房子里就有了霉味儿,东西都变质了。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的这间房,8平方米大,一月360元。我现在基本没有收入,住这里还行,过得去吧……可能因为长期晒不到太阳,我总觉得很累。”

  “人类发展太可怕了,想想看,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空间满足人们在地上居住的要求了,不得不生活在地下……我们有地铁、地下停车场,还有地下室,你说未来这座城市会被挖空吗?”

  在笔记本上,刘浩记录了自己的感想,他写道:

  房间一间挨着一间/走廊错综相连/所有这些都好像在指引你/去你想去的方向/夜幕降临/你找不到自己的路/你找不回自己的屋/每一天你都在不停地穿梭/地上地下/地上地下/地上地下

  其实,这不是“鼠族”第一次得到关注。

  2008年,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地下室整体关停了5个月,里面的住户全部清空。

  2009年,配合60周年国庆,租户再次被清走,一停又是3个月。

  2011年1月,“十二五”期间,各区县都制定了人口调控的目标。拥有大量社区地下空间的东城、西城、朝阳和丰台等区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地下空间的清理和整治,丰台就明确提出将投入2.4亿元清理地下空间。“北京百万鼠族遭遇大清扫”是当时相关媒体报道的标题。

  2013年7月,北京出台新规,明确表示“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并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地下空间的行动。

  出于安全、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关停地下室其实是个不难理解的决定。但是,如果地下室没有了,租客们该往何处去?

  设计师周子书有了一个点子。

  他发起了一个地下室试验项目——地瓜社区。希望地下居民不再被贴有“鼠族”的标签,地下室也不再被私人利益占有,而能成为新的社区公共空间,用产消者的理念达到公益和商业的平衡,从而可持续发展,并重新激发社区的邻里关系,实现空间正义。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改造地下室,让它变好看。实际上是要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社区感。我们希望利用这些私人空间,让它再次成为公共空间。”他说。

  2015年,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开始与有关部门合作,在朝阳区亚运村安苑北里做试点,这个名为“地瓜空间——人防地下室公益服务实验项目”被列为了北京2015年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地瓜社区共有32个房间,各功能区彼此相通,却又相对独立,装修风格简约、明快、色彩绚丽,丝毫没有压抑感。

  社区主打“公益产消一体”的全新模式,将社区闲置的地下空间改造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共享空间和社会协作网络,并帮助社区内闲暇的居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时间,为社区提供服务,全力营造平等、温暖、好玩的社区共享文化。经过实名登记的本社区居民,可以在早上10点至晚上9点期间,来此活动。这里有来自居民自愿提供的免费咖啡、茶叶;有地瓜社区免费提供的乐高玩具、休闲空间;有图书室,接收地瓜会员捐来的“有故事的书”。

  地瓜社区还可提供按小时出租的会议室,鼓励社区居民在这里开设课程;有纯粹的理发店,只剪,不洗不烫不染;地瓜社区欢迎本社区有特长的居民,带上自己的手艺,到这里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服务。

  项目启动以来,地瓜社区面向社区居民、城市创业青年、北漂务工青年和低收入大学生等群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功开展了社区调研、创业扶持、艺术沙龙、生活服务四大类17次主题活动,直接受益500余人次,间接受益千余人次。

  这听上去像是“乌托邦”,但周子书对于地下空间的社会企业模式也有着初步的设想:四分之一的房间提供给新生代农民工;四分之一的房间出租给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四分之一的房间转化为教室和工作坊;其余还有画廊、咖啡馆,并把一部分公共空间留给楼上居民使用。

  “比如原需房租700元,而艺术家们租用工作室上交的房租是1500元,在1500元中拿出300元作为农民工的补贴,那北漂们可能实际只需缴纳400元。” 他说。

  地下室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城市和农村的交接点,这里有人间百态,也承载着无数的梦想和希望。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周子书,希望能够志愿加入“地瓜”的队伍。他们说,终于看到有人愿意为地下室和地下室里的“鼠族”们做些什么,这让他们看到一种改变的希望。

  米格尔街

  微信号:MiguelStreet

  投稿:miguelstreet@163.com

  米格尔街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责任编辑: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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