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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人类学研究者的十年凉山故事

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渴望灿烂

发布时间:2016-01-17 06: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丹 车灏楠

  《我的凉山兄弟》书封

  利姆集市一隅。

  利姆寻常的丧礼规模。配图选自《我的凉山兄弟》 刘绍华/摄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利姆乡,刘绍华与这个西南的山区有着10多年交集。

  这位台湾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显示:1995年到1999年间,利姆乡海洛因泛滥情况达到高峰。上世纪90年代末,当地由海洛因引起的艾滋病毒传播令人担忧。截至2001年,有275位彝族年轻人因毒品和艾滋病离开人世。

  刘绍华的调查横跨10年,累计20个月,将种种现象写进了她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里。

  刘绍华把这些受毒品与艾滋病之苦的年轻人称为“兄弟”。在她看来,她希望读者明白生命转型的代价,明白无须恐惧、歧视这些年轻人,明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生命的无奈、尊严与需求,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渴望追求灿烂。

  大山里连保质期标签都想读一遍

  2002年,刘绍华第一次到凉山,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在硬卧上,她第一次体会到在大陆长途跋涉旅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刘绍华有过很多彝族名字,她记得的有两个。一个叫莎玛玛维,莎玛是一个大姓,玛维的意思是山上的杜鹃花,是为了配合她名字里的“华”字;还有一个就是阿芝,代表家里第二个女儿的意思。

  为了便于调查,两个名字在去之前就取了。实际上,村里的老乡都叫她“刘老师”,不会讲汉语的就叫她彝族名字。“一般老乡的想法是,你明明就姓刘啊,怎么会姓莎玛呢。最传统的农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不会随便改变你,他也不会随便改变他自己。”刘绍华说。

  刚到凉山,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带去的书也看完了,刘绍华在闲暇时就找一切可以阅读的文字打发时光,甚至把商品上每个保质期的标签都认真读一遍,连地上的碎纸片也要捡起来看看。

  一件事的机缘巧合,使刘绍华得到了当地人的接纳。

  刘绍华听说邻近乡镇有间民宅“闹鬼”,她便和友人一起去看。结果,她看到屋子里冲她水平飞过来的小石头,“那是我这辈子见到的唯一没办法解释的事。”

  事情传开后,利姆老乡知道刘绍华没有在警察面前否认他们,也没有否认他们的鬼神观,就把她看成了自己人,还有人叫她“不怕鬼的台湾汉人”。此后,她就像获得了通行证一样,可以借此拜访素未谋面的老乡。

  刘绍华喜欢在村里闲逛,和老乡简单地聊天,学习当地语言。有一次她见到了一匹马,就念叨起她新记的彝族单词“公马”,并和单词“母马”一起记忆。当地人马上隐晦地提醒她,不可以讲这种连在一起使人联想到身体和性的词汇。

  她第一次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询问一位孕妇“何时生孩子”,这是个她以为很寻常的问题。然而这位孕妇立即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文化的差异是她面临的第一道屏障。

  现在,刘绍华已经能比较顺畅地和当地人交流了。

  为了记录凉山的真实情况,刘绍华2005年一整年几乎全住在那里,“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把你融为当地的一部分,才能真正体会他们的想法,理解他们的生活。”

  或许由于她是外乡人,又是有知识的女人,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反而喜欢和她讲心事。她变成了那里的“荣誉男人”。

  “他们不把我当女人看,而是觉得我能够听他们讲话。每个人内心都有需要温情、脆弱的一面,而平时不见得有机会示弱。交浅言深。或许跟外人讲话比较安全。我对他们而言无害,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不会没有面子。”刘绍华说,这成为她进入当地人隐秘世界的一把秘匙。

  为什么过去这么多流动青年吸毒

  “听说你不怕鬼?”一个彝族小伙主动和刘绍华打招呼。他叫曲比木噶,很快,他成为刘绍华不可缺少的朋友及帮手,使她得以走进当地年轻人的圈子。“我们就像姐弟。他的家人、兄弟姐妹和朋友,也成了我的‘准’家人和朋友。”

  17岁时,木噶和朋友们第一次去成都“耍”,后来又去过西安、北京。遗憾的是,在北京,他开始吸毒,后来被抓,劳教了一年多。

  起初,刘绍华研究的课题是当地人对抗海洛因和艾滋病的过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开始把这些事情放在青春时代的生活方式、当地社会民情、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三方的关系中来理解。

  刘绍华发现,自己所接触的年轻人,大抵都有与木噶相似的经历。“他们的骨子里就有出去探险的基因。他们只是很单纯的、没有特别目的地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缺乏“现金”概念的青年们在城市很快遭遇了生存挑战。语言不通、不识字的一些人无法在城市谋得生计,“摸包包”就成了偶尔的谋生手段。被抓住继而劳改也成了后续的经历。

  刘绍华常用《猜火车》这部电影里所描绘的青年的生活状态来形容那些凉山的青年。“他们并不是坏,他的动机只是玩。他们年少轻狂,就是要找生活的滋味、找意义。探索外面的世界是所有年轻人想做的,只是乖乖孩会用别的方式来压抑住这种向往。”

  在都市流动的过程中,一些青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并把它视为时髦。因为海洛因被认为是口袋有钱才能吸得起的“奢侈品”。甚至一位曾有吸毒经历的年轻人向刘绍华回忆,“以前觉得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给朋友,不高兴。买这个给他,就高兴了。”

  刘绍华回忆,曾经有个年轻人告诉她,他吸毒就是为了能睡个好觉。他当时身无分文,只能睡在桥洞下,但那里蚊子太多了,“只有靠吸海洛因才能睡着。”

  海洛因价格昂贵。成瘾的青年会采用一种更为便宜的方式——静脉注射。一些缺乏医疗卫生常识的年轻人常共用针头,这导致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因海洛因引发的艾滋病传播使得利姆乡成为凉山艾滋病“重灾区”。

  凉山的种种不应全由年轻人承担

  当地的诺苏家支(相当于氏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年轻人戒毒,其中常用的一种就是宗教仪式。

  刘绍华多次观摩过这种仪式。“这类仪式一般由毕摩(相当于祭司)主持。在仪式上,毕摩会打(杀)鸡,把鸡血滴在一排盛了白酒的瓷碗里。喝下鸡血酒的年轻人,就相当于在神灵面前发下誓言,如果再吸毒,就会受到神灵的严厉惩罚。”

  “但是,很多吸毒的年轻人偷偷告诉我,实际上,他们不敢把这些酒吞下肚去,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神灵,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戒掉毒瘾。他们的父母也不敢让他们喝,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孩子能够戒掉。”

  这个群体中也不乏意志力极强的年轻人。2003年,从北京戒毒回来的木噶,为了让自己和毒品彻底绝缘,他和弟弟曲铁一起打鸡、喝了鸡血,从此再也不碰毒品。

  更多年轻人在艰辛的戒毒过程中败下阵来。为了躲避家支的监控和处罚,他们只好不断外出,或者避免参加家支会议。

  而对于那些因注射海洛因而感染上艾滋病的年轻人而言,死神可能随时降临。

  “有一天我去探望卧病多时的朋友,他的艾滋病发了,可能时间不多了。我到他家时,他勉强撑起身招呼我。我向他问好:‘你身体好吗?’他礼貌地回应我:‘好,你好吗?’但显然他一点儿都不好。我带了些钱给他家人,没待多久就走了。”刘绍华回忆。

  归途中,这位朋友的儿子追上刘绍华,递给她一只母鸡和一包米,说是祖母的谢意。她知道一只母鸡对于那样一个贫困户来说很宝贵。

  “在那个山区里凛冽感伤的冬日,那只母鸡在我的胳肢窝下咕咕叫,它的体温是那时独行落泪的我唯一可恃的温暖。”刘绍华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感受。

  这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她眼见他们因艾滋病倒下。

  刘绍华说,这群年少轻狂的凉山兄弟们的确做过很多傻事,但她实在很难说他们是坏人,因为很多事情的后果是他们也始料未及的,“整个凉山所承受的种种,不应该都由这些未谙世事的年轻人承担”。

  我希望更多人读到他们的故事

  2015年5月,一篇被称为史上最悲伤的作文在网上迅速传播。一位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凉山彝族姑娘在作文中写道:“我把妈妈(从医院)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很多朋友和媒体记者都跑来问我,这篇作文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作文里描写的情况很写实,看它的时候我真的心都快碎了。”刘绍华说。

  作文中描述亲人死亡的这种平铺直叙的方式,以及平静得近乎“冷漠”的语气,都和刘绍华在当地接触的小孩的说话方式十分相似。“因为汉语并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汉语进行客观的描述。”

  在刘绍华的研究视野里,毒品、艾滋病或其他感染性疾病,正在使死亡不再“不寻常”。早在刘绍华进入凉山前,根据民间戒毒协会的统计,截至2001年之前,利姆乡有275名吸毒者死亡。他们大多是青壮年。

  海来日者是第一代流动青年。他曾告诉刘绍华,上世纪80年代同他一起外出的朋友大约去世了三分之二。另一个人告诉她,他所在的吉克家支在1995到2005年中,“在外头死了99个年轻人,都是最聪明的、长得最好的,但都不识字,有打针死的,也有被打死的,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

  死亡蔓延到她在凉山期间接触过的、熟悉的兄弟们。刘绍华回忆:“2011年英文版出来的时候,我只放了两张照片,因为书中的很多兄弟还在世。但是等到2013年初,繁体中文版发行的时候,大部分兄弟就都走了,为了纪念他们我加了很多照片。”

  她曾带着繁体字版的《我的凉山兄弟》回去给兄弟们看过。他们并不识字,拿过书来只是看照片,一张张翻过去,一边还说“这个谁谁已经死了”“那个谁谁也死掉了”。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看到自己被写在了书上,让她给他们指自己在书里哪一页。

  “有个兄弟对我说,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快不记得了。以后,我们的娃娃看你的书,就能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过日子的。你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太有意义了。”

  “有的人不识字、没上过学,不会谈论‘意义’这种抽象的概念。突然跟我说‘这个好有意义’,我真的很感动。”她说。

  时间推移到2012年5月,刘绍华再次满怀忧虑地回到利姆乡,因为兄弟们给她传来消息说,利姆盆地将被大规模开发为工业区,所有村民将举家迁移。这个传言让当地人忧心不已,也同样让刘绍华感到恍惚。

  刘绍华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没有农地、没有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聚落,下一代可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如果利姆村寨消失,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自然也可能烟消云散。

  在该书的英文版结尾,她引用了马歇尔·伯曼的经典书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希望更多人读到他们的故事,关注凉山彝族,理解这个群体。”刘绍华说。

【责任编辑: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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