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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壳之下

发布时间:2015-08-05 03:24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关军

   留守儿童的暑假 CFP供图

  去年年底,作家关军来到甘肃省东南部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进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观察和访谈。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和很多人一样,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

  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为保护隐私,乡名为虚构)。

  “一片灰黄”4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女生笔下的这4个字给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隐藏、忽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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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暂别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的仪式,就这么悄然完成。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3个月,而且包括春节”。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他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对于这个超过6000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并不了解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需求。他的想法是,通过纪实文学的手段,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带给人一种务必警醒的冰凉。

  这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被冻醒,那就再喝一杯。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每间拥有10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20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锦泉如约过来接我,他是一家公益机构的驻校社工,20岁出头,广西人,过去3个学期一直陪伴着东胜学校的孩子。

  走进校园的时机还不错,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早操之后,跟随锦泉拜会了杨校长。校长室的隔壁就是“第二课堂”,锦泉与一位名叫嵘嵘的社工在这里工作,它同时也是学生们的借阅室、娱乐室。

  第一阵课间铃声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10多个,他们就围在我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一个梳着短发、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

  最先说话的女生叫陆紫嫣。她是校长的女儿,刚从县城附近的学校转到这里。“我可以叫你关大哥吗?”第二次课间休息,陆紫嫣提出更大胆的问题。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陆紫嫣熟悉之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于是把这个班列为观察的重点。当然,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在六年级,鞠玉兰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每逢课余,她总是东瞧西逛,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

  很快发现,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有意地在暗中观察我。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脸蛋圆圆的,总是咧着嘴,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

  元旦当天,我遇到了鞠玉兰,她摆弄着一辆单车,一会儿骑着兜一圈,一会儿又推着慢悠悠地走几步。

  “放假3天呢,怎么没回家?”我问道。

  “不想回,回去没意思。”

  鞠玉兰的居住地,属于东胜最偏远的几个村子之一,步行需要五六个小时,她不肯回家是心情不好。此前一天的上午,她打电话催促在西安打工的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妈妈说还有一笔工钱没结,现在回不去,鞠玉兰不肯罢休:“那我就去西安。”妈妈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负气的要求。

  “我在电话里和她吵了起来。”

  “很想让妈妈回来?”

  “嗯,算是吧。”

  “吵架的时候多吗?和妈妈关系怎么样?”

  “不好。”

  我们在公园的长凳坐下,她收起笑嘻嘻的神情,和我进行了第一次交流。10多分钟里,鞠玉兰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朋友吗?”

  我点点头,顺着朋友的话题聊下去。

  鞠玉兰说,不认为自己有朋友,“我有时脾气不好,现在我尽量做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和自己较劲儿。”

  我想起了前晚学校灯谜晚会的一幕:鞠玉兰非常想得到一等奖的奖品,一只瓷娃娃,在失去机会以后,她在兑奖处不依不饶地向锦泉讨要,时而笑嘻嘻地捣乱,时而嘴撅得老高。“她是真的那么想要,还是与平时一样,只是以喧闹的方式引起自己在乎的人的注意?”我在笔记中写下这个问题。

  鞠玉兰的身世比较特殊,我对此有所耳闻,当我想接着聊聊她为什么不太开心,她决定结束这次谈话。“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我看了一下他的QQ个人资料——女,14岁,北京,东城区

  在东胜,我想亲历这样的过程:学生在家中迎回打工的家长,共度春节,然后家长再次外出,学生面对分离。长达50多天的寒假,我将选择一户学生家庭借住。

  许许多多学生发出了“到我家去耍”的邀请,其中异常热情的几位,就包括六年级男生何东辉。得知他爸爸刚刚打工回来,我很想利用周末跟他回家,看看两个孩子——他的弟弟读一年级——与归来的爸爸难得相见的状态。

  线条硬朗的红色豪爵摩托严重超载,何东辉的爸爸拉着我和两个孩子,迎着冷冷的山风驶向七八公里外的何家坝村。他们分开大半年了,父子相见的一刻却没有亲热的表达。

  这是一个跑过中国半数以上省份、当爸爸之前就四处奔波的男人,做过日薪10元的矿工,干过危险的爆破,在当地算得上资深打工者了。

  “孩子知道打工的辛苦吗?”我问。

  “不和他们讲,讲了他们也不信。”

  我几次用余光观察旁边的何东辉,他好像情绪不佳,一声不吭地玩着手机游戏。从那以后,他曾经的热情消失了,每次见面都很冷漠。我无从判断,究竟是不愿意我和家长交流太多,还是反感我对打工话题过于关心。

  何家坝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我找到了寒假的目标。何东辉的邻居当中不仅有好几个东胜学校的学生,而且有3个女生还是他的同班同学,她们的爸爸均在外打工,我憧憬着赶上3个家庭的团聚时刻。

  六年级班主任张老师告诉我,37名学生中,一个男生的爸爸在施工隧道里遇难,一个女生的妈妈久病不治,去世后留下天文数字的家庭债务,另一个女生的爸爸因赌博输钱而自杀,都是最近两三年的事,还有一个男生,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有了外遇的妈妈抛弃,爸爸平时也在外打工,那是一个沉默的少年,被同学们称为“忧郁王子”。吴子琦,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忧郁王子”的名字,却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学生假期开始的第一天,QQ上蹦出一个添加好友的请求,对方名字是“想到世界去闯荡”,我通过了,然后问道:“哪位同学?”

  “学生吴子琦您可能不知道六年级。”

  我当然记得这名字,就是那位“忧郁王子”,第一个与我QQ联系的居然是他。

  “你的网名怎么理解?想去哪闯荡?”

  “我搜的。”

  “放假有意思吗?”

  “太无聊了。”

  “在学校你没怎么和我交流啊,是不是更喜欢文字沟通?”

  “可能是吧。”

  此后一个多月,我两次问他假期的情况,只得到一个睡觉的表情符号。我看了一下他的QQ个人资料——女,14岁,北京,东城区。

  何雪菲每天都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几号了?她盼望着两个人的归来,一个是表姐,一个是爸爸

  放寒假了,我搭车前往何家坝村,50多天的假期,我和几个孩子将耍在一起,没有讨厌的上课铃把它切成碎块。很可惜,用于憧憬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到了目的地,4个六年级孩子都去了山上的祖辈家。

  何雪菲的爷爷打来电话,他和孩子们都邀请我上山去耍。

  上山以后,何雪菲每天都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几号了?不是得了健忘症,而是她盼望着两个人的归来,一个是表姐,一个是爸爸,他们的归期已近。

  再过两天爸爸就要回来了,何雪菲收拾好背包,做好了跟着妈妈下山的准备。

  吃过午饭,何雪菲发现妈妈不见了,一定是下山了,不打算带自己了。她坐在床边呆呆地盯着地面,不住抹眼泪。

  与何雪菲的爷爷家相邻的那一户姓郭,由外公带着两个孙辈,一个是只有简单劳动能力、不会说话的智障者,一个是东胜学校九年级学生,名叫郭龙义。

  郭龙义中等个子,身材单薄,17岁的他看上去显得更年少,脸上稚气未脱,连变声也尚未完成,可熟识的伙伴却称呼他老江。

  老江有着很强的动手能力,在山上,他用竹条和绳线制作捕鸟的装置,每隔一两天就有山雀落网。

  我还看了老江家的相册,他自己的照片只有几张,都是两岁以前拍的,此后父母就外出了。

  有一天,老江背着一个娃娃从山下上来,他大汗淋漓,兴致很高,把父母远远甩在后面,那娃娃是老江两岁的弟弟,属于他的团聚时刻到来了。

  老江与父母交流很少,不过看不出有明显的感情裂痕,有一天晚上,爸爸在山下帮忙盖房子,晚上饮酒过量,老江打着手电下山去接,一路吃力地搀扶。“把我像犯人一样押回来。”爸爸这么描述着,听得出语气里对儿子懂事的肯定。

  过年那几天,乡路繁忙,摩托车往来奔驰,后座上捆绑着各类礼品盒,成年人似乎有走不完的亲戚,赶不完的宴席。农耕文明刚刚没落,它所滋养的人情社会还将有稍长一些的寿数。孩子们的衣着比平日光鲜,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依旧少得可怜。

  预计日程过去一半了,对于当地寒夜的湿冷,我已不再畏惧,饮食上也完全适应,但是,焦虑感有增无减——腊月里,家长陆续回来了,我看着男生们在公路上玩单车,玩滑板,我看着女生们在屋顶跳皮筋,在河岸边过家家,他们的神情、状态,与家长外出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假期接近尾声,我对继续观察失去了耐心。要了解目标学生的心灵状况,就需要我开学后采用更多的积极方式,像调查员一样工作。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开学后,我拿出了几个积极方案,包括有目的性地发起游戏,从中寻找心理问题的头绪。有几次,我与六年级学生玩起“真心话大冒险”。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好,你是不是喜欢××?”

  “不,我选择大冒险。”

  “那好,你去××面前大声说:我喜欢你。”

  “你真讨厌。”

  每一次,每一轮,总是跳不开这样的话题,他们是羞涩的,是佯装愠怒的,他们也是亢奋的,是乐此不疲的。游戏中,既然他们只关心这个,假如我却问出“平时什么事让你最伤心”或“你最想对外出的爸爸说什么”,就显得太煞风景了。游戏的尝试宣告失败。

  我还委托几位语文老师,给五、六、八年级布置一篇额外的作文,题目是我拟的,《我更想要的那种家庭》。几天后,作文陆续交上来,那是100多个孩子对理想家庭的描绘。

  在此之前,包括鞠玉兰在内的好几个同学都对我说:“不想写。”这让我意识到,题目设定虽然尽量委婉,还是有它残酷的一面。我告诉他们,可以不写,没关系。几个人最终都写了,一个单亲孩子写了名字,又涂掉了。

  我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几名学生的作文——

  现实就是现实,世界没有如果,也不会有如果,我与其在这里幻想,不如来珍惜这与我想象中完全相反的世界。

  我希望父母对我好一点,不用太好,只需要花出点时间多陪陪我。

  父母在我和弟弟童年的印象里很模糊,几乎看不清它(他)们的面貌。所以,我只希望父母能够多陪陪我和弟弟,他现在还很小,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就算经济不好,只要家人在身边,就会成为人间天堂。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眼前爸妈的影子是比较少的,眼前是一片灰黄。五年级时爸妈在家里,我们离学校很远,每周放学回家我爸都会在半路上来接我,这阵子我很快乐。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最后这篇的作者叫李小凤,她行文中两次出现“一片灰黄”(出处是季羡林回忆自己童年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这4个字,让一种复杂的处境与心绪变得可视,可触摸,可感知。

  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了这些“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学生的心声,它们如同来自地壳的深处,在庸常的生活里被埋压,被隐藏,被忽视。

  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提出,希望家长多留在家里陪自己,还有4名八年级学生提出,家长不要只满足物质需求,不要娇惯子女,超过一半的学生渴望更和睦的家庭,不希望生活在家人争吵、打架的阴影中。

  提前20天,鞠玉兰开始为我们的告别忙碌起来。她几乎每天都送我一件小礼物,有红豆、绘画、小纸条,还有一簇“芳香玫瑰”,她拿出一个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让我写一段赠言,“越多越好”。稍后我去教室里闲聊,她让我再写一页,我刚刚提起笔,其他几个女生也都拿出带密码锁的硬皮笔记本。

  告别季开始得真早。

  我正应接不暇地写着,鞠玉兰凑过来,我随口说:“你还没跟我说说你的梦想呢。”稍后,她用身体遮挡着,递给我半张钞票那么大的纸条,上面写的是:你要是了解我,就不会祝我开心了,随后一张写的是:我是单亲,没有爸爸失去了一切。

  鞠玉兰的爷爷是乡村教师,爸爸是村里的文书,在那个极为偏远的山乡,都是难得的文化人。爸爸有时参与赌博,两年前,他一下子输掉3000多元,因为害怕其父、其妻的责怪,喝下了农药,那时他的儿子只有一岁出头。我曾见过鞠玉兰的爷爷,知道这个哀伤的故事,没有想过鞠玉兰会亲自告诉我。

  “失去了一切”,这几个字堵在我的心头。我忍不住想写点东西给她,后来,干脆决定写给全体同学,一页楷书手写的、带有赠言意味的公开信,贴到了教学楼的告示黑板。

  公开信名为《这是关大的故事》,我第一次公开讲述自己降生时的疾病与危险,婴幼时期的羸弱与挣扎,讲述了自己在命运面前做了什么,然后,我提到近日接触某些同学后的感受,事实上,触动我的不仅是鞠玉兰那句话,在被问及梦想的时候,有好几个十二三岁的学生都告诉我,他们已经没有梦想了,不敢再做梦。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不必强求你有多坚强,但是,不要被命运击倒,这生活是你的,你要对它负责,怎么可以放弃自己?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江和另外4个男生端着饭缸找到我的宿舍,最初谁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过了一会儿,老江开口了:“关大,听说你就要走了?”

  “哦,可能你们理解错了,我写的是‘月底离开’,还早呢。”

  沉默又回到我们中间,几个男生站着没动,每个人目光垂向脚面,默默地吃饭。他们都比我高出许多,在两米开外围了个扇形,产生某种送别的仪式感,大约10分钟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默无语。那是我永难忘记的几个东胜场景之一。

  那一周,张老师安排了作文,写“我的第一次”,鞠玉兰写了很长的一篇让我提意见。她的题目是《第一次撕心裂肺的哭》,回忆了爸爸去世给她的打击。

  接近两年了,鞠玉兰开始直视她的伤痛,我愿意乐观地相信,某种心结在这个春天悄悄地融化着。

  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然后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3月中旬,我开始尝试对话。周一到周五,只有午饭和晚饭之后有大约1小时的空余时间,我要抓紧它,多做几次一对一的交流。

  我设计的开场白是这样:今天请你来,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关大在东胜住了这么久,将来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外出打工的人那么多,我想知道对农村的影响,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你们这些孩子的影响。你的家长也在外打工,会有自己的体会,能否和我说一说,一定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交流过程中,我从不使用“留守”这种字眼,不要说他们,连我自己都很反感“留守儿童”一词,它带有一种他者视角的怜悯,刻意营造着落寞、悲情的气息。

  开场白千篇一律,对面学生的反应各有不同。多数学生没有拒绝,有几个学生听完之后显得很为难,或是眼圈泛红,或是低下头去,怯怯地问道:“老师,我可以不说吗?”

  这种时刻,我的内心也随之慌乱起来,通常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不想说,我完全理解。谢谢你,谢谢你。”

  通过九年级的作文,我找到几个表述能力很好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吴春梅。听完我的开场白,这个容貌清秀的女生沉默了片刻,轻声讲起回家的路有多远,很羡慕别的家长骑车载着孩子。只是说了几句,吴春梅就哽咽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埋下头去,想努力掩饰继而止住哭泣。眼泪在以往十几次对话中很正常,却没有一次来得这么突然。

  吴春梅似乎无意放弃这次交流,她把一张纸巾撕成好几块,一下一下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然后拿着小纸片在手里揉搓,看得出,她在尽力平复情绪,接下来的50分钟,她几次说到动情处,却不肯让眼泪再次涌出来。

  她告诉我,妈妈肺上有问题,在兰州打工的时候好像因为胆结石做过几次手术,手术完了,继续和爸爸在工地上绑钢筋。爸爸似乎脑子里有什么毛病,不敢骑摩托车,怕颠。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成绩,“我不能让爸妈觉得他们吃的苦白费了”。

  直视对方两眼之间的位置3秒以上,对方会觉得温暖。

  锦囊上的这句建议,我根本没机会遵照执行,吴春梅总是低垂着头,偶尔抬头,会在目光相碰时马上闪开,而且对话中她时常下意识地抠着桌角,或是撕扯纸片,那是在极力控制情绪——多数坐在对面的同学都有类似的习惯。

  结束交流那一刻,对面的学生起身返回,我从不怀疑,每个人都有迅速让自己恢复常态的能力。在20分钟到两小时不等的对话时间里,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现在它们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我不清楚一开一合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知这会不会是其生命中仅有的一次。

  那个让我惴惴不安的问题冒了出来:我的东胜之行以及最终的写作,对远离家人的学生意义何在?

  “你觉得外界的帮助是你们需要的吗?”我曾这样问几个学生,他们以摇头回应。

  “会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到你们?”

  “帮不到。”

  这样的悲观判断无可厚非,由此而来的行事逻辑同样无可厚非,那就是:对于无力解决的苦恼,我不去想它,它就不存在。

  学生们回到熟悉的氛围之中,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日子,它甚至会让我怀疑,与之对话的那种情境是否真实。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就是个别学生再见到我时会更显害羞,有几次,我在校园与吴春梅打招呼,她不作回应,眼神躲躲闪闪,我不免猜测,她一定不想与对面这个内心窥探者再有任何瓜葛。

  离开东胜的前一天,我走出“第二课堂”的瞬间,吴春梅和她最好的朋友马艳红出现在面前,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她们在积蓄表达的勇气。“关老师,你要走了。”马艳红开口了,“我们俩没什么值得送你的,就做了满天星,365颗。”

  满天星装在马艳红的校服口袋里,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我赶紧撑开上衣口袋,接纳那些星星。校服口袋很小,每掏出一把都不容易,有时星星落在地上,吴春梅就俯身捡起,她在整个星星赠送仪式没有说一句话。

  “能不能别走?”我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相熟的还是陌生的学生,都会流露挽留之情。不过,春节过后,别离不止发生在我们之间。

  3月18日,星期三,我造访何东辉家在镇上租的房子,得知他爸爸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兰州。那时已是傍晚,仍在学校上学的两个儿子尚不知道这个消息。看上去,家长并不是怕孩子伤心,而是对分离不那么在意,至少表面如此。

  第二天,我在操场见到李翠兰的妈妈,她周末来接女儿。

  “前几天听你老公说,他马上要出去打工了?”

  “嗯,今早走了。”

  “翠兰知道吗?”

  “不知道。”

  很想问问他们对家人不辞而别的感受,却没法说出口。

  在“第二课堂”,我留下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几十枚信封,期待着继续与学生们联系,未来的日子,我仍会关注他们的消息。

  离开学校以后,第一个在QQ上问候我的,居然又是吴子琦。

  我注意到,他的QQ名字已经改成了“孤独是种安全感”。

  老江、马艳红、鞠玉兰、陆紫嫣……陆续有好多同学与我联系,在晚上或是周末。他们几乎每周都要问一句“在吗”或“在干嘛”,像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后,我想把聊天展开,很多时候会在“呵呵”面前戛然而止。

  再简短的寒暄,也足以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东胜的山水间。

  我不会忘记离开东胜时的景象,湿冷一去不复返,河水比冬季多出一两倍。雷雨初歇的早晨,远山略显朦胧,一些树木生出了嫩芽。我突然觉得,荷尔德林的一段诗,值得献给这片土地——

  群山高大,那里的小河波光粼粼,

  满树花儿,好像花环,

  年轻的一岁开始了,犹如节日,

  最高和最好的东西塑造着人们。

【责任编辑:陈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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