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这天，当兰州人顾革命(化名)赶上了下午2时19分发车的T70次列车时，觉得“很侥幸”。因为上车前，他看报纸上天气预报预告，这天气温会剧降，后半天要变天。

    “我可赶在变天之前了”，“赶快跑”。这位常在甘肃新疆之间跑动的人士没料到，自己“跑”进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风暴中。

    T70次开出乌鲁木齐，天正下着雨，并夹着雪珠。不到两小时，过了达坂城，到天山山口时，顾革命看到窗外起了沙尘暴，风扬起了沙土。他曾在新疆呆过18年,这在戈壁滩上是家常便饭，“已经习以为常，麻痹了。”

    在到新疆旅游的乘客穆晓光记忆中，T70次开出乌鲁木齐后半小时左右，窗外即漫天黄沙，偶尔掠过一两户人家。

    “跟北京的沙尘暴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这位22岁的北京小伙子说。车在吐鲁番站停靠时，他若无其事地在站台买了一支蒙牛三色冰淇淋。

    然而当天下午6点多，列车从鄯善站开出不久，风越来越大。穆晓光闻到车厢里逐渐弥漫起一股土腥味。他去盥洗室投了把毛巾，捂住口鼻。

    列车内的旅途生活一切照常。

    晚7点过，温州人陈安成从10号硬卧车厢出发，走进位于13号车厢的餐厅。他点了一盘18元的青椒羊肚，2元一份的虾皮紫菜汤，以及2元一碗的米饭。7时33分,服务人员打出一张单据。

    陈安成坐在铺着干净桌布的餐桌前，等着他的晚餐，并且有点焦急地向服务员催了一次。他没料到等来的是一场大变故。大约7时38分，突然一声锐响，他身边的双层钢化窗玻璃被击穿，玻璃碴子溅了一桌，沙土直接灌进餐车，立刻把陈安成和其他正在进餐的10多位乘客赶出了原本洋溢着饭菜香味的车厢。

    据悉，这是T70次列车被这场大风暴击穿的第一扇玻璃。

    陈安成正在等餐时，边疆则在紧挨餐车的14号硬座车厢“斗地主”(一种扑克玩法)。突然听到乘务员一边嚷着说餐车窗户破碎，一边跑去关上车厢门。但沙土还是从餐车飞快地卷进来，弥漫了半截车厢。

    这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一开始以为眼镜模糊了”，赶紧擦了擦，才发现原来是沙土。

    没过几分钟，14号车厢列车长办公席边上的玻璃传来了“啪”的破裂声。接着陆续有其他玻璃破裂。

    30多岁的女乘务员叫道：把大行李放在座位下，带上随身小行李，大家往前走，大家往前走！

    边疆赶紧背起背包，夹起朋友送的一包馕，一手用毛巾捂住嘴，另一手抱着头，挤在人群中，弯着身子快步向硬卧车厢转移。

    当边疆穿过13号餐车时，见到厨师们正用棉被堵着已经破碎的车窗，好让乘客通过。走过操作间，边疆看到一筐茄子，被风吹得像皮球一样满地滚来滚去。

    疏散中，边疆似乎没听到什么人声，只听到风在咆哮。

    12号软卧车厢中，顾革命记得，不到8点，车停在一个叫小草湖的小站。顾革命看到小站只有一个小院，院内还种着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列车“像大海里的船一样在铁轨上晃动”。

    天已黄昏。

    顾革命朝窗外照了一张相。他记得车子右边停着一辆油罐车。

    这时，边疆正在从14号车厢往硬卧车厢转移的路上。他心想：幸好有这油罐车，要不玻璃碎得更多。

    8点左右，餐车玻璃破碎的消息传到顾革命耳朵里。几分钟后，这节软卧车厢的第一扇玻璃也开始破碎，像弹弓打过来的声音，“啪”地一声巨响。

    沙土疯狂地卷进来，“啪啪”地砸到包厢的门板上。沙土涌进包厢，空气压力骤然增大。顾革命觉得耳膜生疼。

    这位54岁的西北汉子说：“只有上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才有这样的感觉，感觉(空气)压力比飞机起飞时还大。”

    顾革命赶紧将毛巾倒上水，捂住口鼻。硬座车厢的人们向硬卧车厢转移，他听见车厢走道里脚步声慌乱急促。

    他瞥了一眼窗外，一片混沌。

    接下来，车厢的玻璃一块接一块地破碎，每碎一块，他“心也碎了一样”。

    他们用枕头堵包厢门缝，堵不住，沙尘依然拱进来，弥漫开来。

    边疆穿过一节节车厢，一路上，不时看到乘客拿棉被去堵破窗户。

    餐车和硬座车窗破碎的消息在飞快传递。

    “能碎成什么样呢？”穆晓光想。他没觉得这事有多严重，只是用湿毛巾捂着口鼻想睡一会。

    他回忆，自己的确睡着了一会，直到转移过来的人们把他吵醒。

    有人过来问：“上铺有人吗？”

    穆晓光听到有两名乘客为了一个铺位在争吵，直到乘警干涉。

    此时，6车厢的玻璃还没被击穿，其他车厢的旅客正往这里转移。

    很快，6车厢安全的局面就结束了。

    穆晓光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咣当”一声巨响，他的铺位正对的玻璃窗被击穿。窗户上的棉被被狂风掀开，西北风怒吼着冲进来，把坐在窗边的一位50多岁的女人刮倒在地。

    穆晓光从中铺上跳下来，来不及穿袜子，扑过去摁住棉被。

    接下来的情景令人恐惧：午夜11时过后，6车厢的第一块车窗被击穿；大约凌晨3点，车体运行方向左侧车窗全被击穿；狂沙带着黑暗和寒冷从11扇车窗外涌进来。

    穆晓光把手伸出窗外，几分钟，手指就冻得没感觉了。

    6车厢没放弃努力。

    男人们裹上被子，背对车窗，想堵住风口。11扇车窗前站着三四十个男人，形成一堵人墙。穆晓光也在人墙里。他感到了窗外的强大推力，像是有人踹他的背。

    “拆床板吧！”穆晓光大喊。

    立即有人响应，三四个青壮年，有踹的，有顶的，也有用背扛的。

    刚开始，有列车员过来制止，很快，也拿来螺丝刀，跟大家一块拆。

    22张中铺，拆了20张。

    “咱们堵得挺好的。”边疆事后回忆说。

    “绝对是经典工程。”穆晓光附和说。横一块，竖两块，再用一块儿卡住卧铺位的铁架，“非常瓷实”。

    乘客被告知，列车要“冲到哈密”再休整。

    但是，次日凌晨3时多，T70次停在戈壁滩的高坡上。前方的铁轨被风沙掩埋了。

    顾革命有“等死的感觉”，“等到右侧玻璃也烂了，那就死吧。”他说。到时“也许只有趴在地上，才能勉强再延长一点生命”。

    他坐在满是沙土的铺位上，一夜无眠。

    黑瘦的温州人陈安成疏散到了9号硬卧车厢。

    当人群转移到这里，混乱中，青岛人房克信曾找列车员，问：“你们有没有紧急预案？”

    对方答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位曾经的共青团干部主动站了出来：“大家听我指挥！”

    他站在车厢门口一遍遍地说：“请大家有秩序地往前走，不要乱，拿好自己的物品！”

    这节车厢的玻璃也相继被击碎后，人们裹着棉被，三四个人并肩堵一面窗户，手抓着铁架，脚蹬住下铺，以防被风吹倒。“像抗洪的人墙”，冻得发抖。

    大家几个小时换一班，而有些乘客，就这样站了一宿。其中一位小伙子，被风刮来的石头击中了腰部。

    房克信来回在车厢里走动。这位临时组织者要求大家不要喧哗，不要大声说话，因为“车厢里有心脏病患者”，“怕大家恐慌”。

    几位乘客证实，人们积极组织了自救。但并非所有的乘客都参与了“抗风抗沙”。有一些乘客，自始至终只是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呼呼大睡”。“我们堵了多久，他们就睡了多久。”穆晓光说。

    在列车由于怕引起火灾而切断一切明火之后，一些乘客依旧抽烟，甚至有人躺在被窝里抽烟。

    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在人群中传播：软卧车厢里有一位官员，当老人和孩子被转移到软卧车厢时，这位官员不愿打开包厢门。

    许多人无法与外界联系。边疆听到穆晓光抱怨：“我的手机怎么没信号？”陈安成的手机也没有信号。如果当时有信号，他说，“我会先求救”。穆晓光则说，要先给妈妈打个电话，只说一句：“火车晚点了，别着急。”

    边疆的手机却有信号。他思量了一下，没有给父母打电话，而是拨通了在新疆的叔叔的电话，简单地告诉他“我们这儿有大风，玻璃破了”，并让叔叔不要告诉父母。叔叔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只要风没把车吹翻，就不要下车！

    接着，他用手机给班级辅导员发了条短信。再接着，他又给同学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给手机充值100元，以备急需。然后，便关机了。“我要把电留到最后一刻，”后来回忆时笑着说，如果真到了最后一刻，“说不定我还要跟家里人说一说我的理想什么的。”他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法官。

    他认为自己的行动一直是镇定的。在转移的过程中，当他行进到7车厢时，听到列车广播中说：请各位旅客节约用水，不要洗漱。他拐进7车厢的洗手间，接了三瓶生水。

    “我最坏的打算是三天三夜车走不了，这是我的底线。”小伙子说，“这些水足够我未来三四天的生命用水。”

    穆晓光记得当时就是感到绝望。“幸好只是等了24小时，再等24小时，我想我一定会从车上跳下去，我会崩溃的。”他说。

    但谁都知道，一旦离开列车，在戈壁滩上活下去的希望很渺茫。边疆后来听一位曾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当过兵的乘客说起一个故事：一位16岁的小战士，在阿拉善风口迷路了，搜救队伍在旷野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枪里的子弹一颗不剩，手里紧拽着断了的老鼠尾巴和断成两截的蜥蜴。

    房克信的车厢里，有人写下了遗书。

    车厢里很冷，穆晓光估计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裹着被子还哆嗦。挨到4月10日早上,他捡起地上的一瓶白酒喝了两口。

    与边疆同铺位的一位唐山大叔，据说是从上世纪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捡回了一条命。他冷得受不住，将原本带回家孝敬父母的两瓶五粮液打开。“不管了，我先喝两口。”边疆听见他说。

    边疆隔壁铺位的一个漂亮女孩，用被子盖着腿脚，脸色煞白。24小时里，边疆只听到她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出新疆。”

    11号硬卧车厢里，乘客张亚东用毯子、被子裹满全身，与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我在车上思考我30几年的人生，”他后来笑着说。

    他上过一次厕所。当然，上厕所也得快点解决，因为怕万一翻车，被卡在厕所里。其余时间他还一度盯住窗外一块石头当作参照物，观察列车晃动的幅度和频率。因为一旦要翻车，好赶紧找抓手。

    男人们不能显得恐慌，还得讲些笑话。张亚东对面的女孩手机打不出去，一下子哭了。

    张亚东示意她看同铺位的两位老人。他俩“满头满脸的沙土”，又“吓呆了”，“一动不动”。

    “像不像兵马俑？”他对那位20多岁的女孩说。女孩被逗笑了。

    在张亚东手机的“记事本”里，2006年4月9日,有这样一条记录：“大风。”

    他问：你看过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吗？电影里秦王的兵士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吼“风！风！风！”

    当风一块一块击穿车厢的玻璃，他“一点一点地绝望”，恐惧就这样慢慢地到来。

    他还在笔记本上写下几句私密的话，“不管死还是活，得写下点什么。”张亚东说。

    “那个时候，这列车上人人平等，即使千万富翁，也不能打个电话说，我有钱，快来救我！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只要风不停，就不会有救援。”张亚东说，“感觉就像现在被判了死刑，等着明天上午执行。”

    所幸，风在4月10日上午开始变小。

    这时，边疆已经可以将脑袋探出破碎的车窗，顺着车身往前看。“太壮观了！”他说，窗上堵的被子、被单正“像彩旗似地”飘飞。

    这天上午，顾革命也往窗外看去，茫茫的戈壁滩，被子、床单、枕头，甚至铺板，撒落一地。有一些被子，在空中被风吹得“像飞毯一样，飘走了”。

    但风一直没停，车体始终摇晃。

    后来，顾革命的包厢来了一个拿对讲机的人，“看上去像快要冻僵了一样”。据顾革命了解，他是负责鄯善至哈密段运行的陈(音)车长，这位车长凭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估计风最大时在15级以上。

    听车长说，车头的玻璃也被击碎，两名司机行车时用被子上下裹住，只露两只眼睛。他还听车长说，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有一辆没拉够吨位的货车被12级大风吹翻。

    车长的到来使顾革命成了消息最灵通的乘客。他因此了解到，铁轨表面被三四十厘米厚的沙土掩埋，要组织人员把铁轨刨出来，但难度很大，逆风方向铲土，刚铲走又被风吹回来；顺风方向铲土，沙土则会被风吹过去掩埋相邻的另一段铁轨。

    他听到车长命令，今天无论如何要通车，如果天黑之前通不了车，会有更大的危险。他听到报话机里布署人员兵分两路抢修。

    10日下午四五点钟，穆晓光看见一辆工程车开过来，长长地鸣笛，戈壁滩里那“呜——”的一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穆晓光说，“终于有救了！”

    顾革命从车长的报话机里听到的最后一个情况是：“局长下了死命，再过1小时10分钟必须开通！”

    晚7时25分，T70次列车开动了。

    “终于走了！”

    从列车第一块玻璃被击穿开始，20多小时内，穆晓光与其他三位乘客共分到了一瓶冰红茶、一瓶冰绿茶、一袋榨菜和一小包瓜子。房克信与其他十几位乘客共分到了三瓶水、四小包榨菜、十几粒果脯和一小袋鸡肉串。

    晚9时10分左右，伤痕累累的T70次列车开进了哈密站台。

    惊魂未定，另一场“风波”却悄然开始。

    在这里，乘客们每人都领到了纸杯，站上提供免费开水。据穆晓光和陈安成说，一层候车室里绝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座位，尽管不少人是两人挤一把椅子，而二层候车室内一两百人没有座位，先是站着，后来席地而坐。一楼的人们每人分到了两个馒头、一包榨菜和一小瓶饮用水，二楼只有七八个人分到。

    房克信回忆，自始至终，站上没有一位领导出面与这几百个蓬头垢面的乘客沟通，告知抢修措施和进展。“我们得不到一点信息。”他说。

    像不少乘客一样，房克信也熬不住了，看见站上穿制服的人，也分不清是不是管事的领导，就问：什么时候能修好？

    对方的答复是：很快，很快。T70次列车缓缓开出了哈密站台，留下了这三位欲找领导反映问题的乘客，却带走了他们的行李。

    这三位乘客搭乘下一班列车赶回北京。

    在他们之前，也就是4月12日晚8点多，左侧窗户钉满三合板的T70次列车，带着其他乘客，驶进了北京西客站。

    听到列车广播本次列车晚点33个小时的消息，不知为什么，边疆突然觉得很想笑。“怎么会有一辆火车晚点33个小时呢？”他后来说。

    走出车厢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被镁光灯包围了，等待在站台上的记者“拍了上面拍下面，拍了列车再拍人”。

    而张亚东则看见，一个女孩扑向等在站台上的男友，两人抱头痛哭。

    但T70次列车的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早在哈密候车室休整时，一纸联名授权书便在乘客们手中传递。乘客们质疑，既然T70次常年通过这“百里风区”，加上列车出发前早有天气预报称将会降温变天，铁路部门为何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

    而房克信也认为，“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在现代信息传播和天气预测技术的保障下，有理由相信铁路调度人员能预知风区的天气状况。

    “我并不想要什么赔偿，但希望有关部门给个说法，”张亚东说。

    据报道，这次风暴无人伤亡。

    几天前坐上T70次时“觉得侥幸”的顾革命，现在却觉得“很倒霉”。他回到兰州后即患上呼吸道感染，“病情一天比一天重”。4月14日他在电话中说，他正坐在家里打着点滴，医生让他继续再打3天。

    回到了北京的陈安成15日说，“我的包里现在还有土”。他的脖子被风吹得不能转动，像落枕一样。而边疆回北京后，则发现鼻涕里还有土。衣服洗过了，口袋里依然是土。穆晓光则总觉得晕，“似乎周围还在晃悠”。

    15日晚，几位T70次乘客在北京的一个小型聚会上，乘客张亚东明显喝多了。他突然转向在座的一位并未经历此次惊险的女士，口齿不清地问：“你知道火车上的玻璃是什么样吗？”

    那位女士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拿起一只玻璃杯，突然向餐厅的窗户砸过去，“砰”的一声碎裂的响动。

    “别砸了，地上都是玻璃碴子！”女士惊叫道。

    “玻璃碴子？”满脸涨红的他吼道，“我告诉你，火车上就是这样！”

    话音刚落，第二只玻璃杯从他手中再次飞向窗户。

    当晚，餐厅的这面窗户共受到了4只杯子的袭击。所幸，只露出两个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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