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坝·民主与科学永恒

　　三峡论证几起几落，饱经沧桑。

　　三峡论争，从五十年代的林、李之争比较局限的范围发展到八十年代更加深人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恩来在处理长江问题上心情的自我描述，是三峡论证工作形象注脚。它使三峡论争公开化、社会化，使三峡论证进一步走向民主、走向科学。

　　在葛洲坝发电并即将建成时，三峡工程又提上日程。1984月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即行施工准备。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行政特区（后为省）和三峡开发公司。

　　这一举动，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提出质疑。

　　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而要求吸收具有不同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论证，以集思广益。

　　与此同时，重庆市对国务院批准的“150方案（吴淞基面，海拔150米正常蓄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该方案，既不能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船队直抵重庆港，又可能造成库尾泥砂淤积，恶化重庆航道环境。

　　考虑到重庆市和全国政协一些著名人士的意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了慎重起见，责成水电部邀请了全国412名一流的专家学者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为了保证科学化、民主化，14个专家组水利界以外的专家占一半以上，并特别吸收了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为重新论证制定了严密的审议程序。与此同时，三峡省筹备小组撤销。

　　四年广泛的论辩，四年大量的基础科研，终于以403比9的结果，为三峡半个多世纪论证划了一个句号。

　　当把这个句号划完时，我们似乎才突然弄懂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琤所说的，他们长委1万多名职工，在三峡论证过程中采取“十倍的工作，百倍的努力，千倍的耐心”态度的确切含义。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

　　美国人在八十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把三峡工程称作“壮举”。

　　萨凡奇老人把三峡大坝称作“中国大坝”。

　　1946年，他在重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三峡计划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我已经65岁了，……如果上帝给我以时日，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1963年，82岁高龄的萨凡奇，十分伤感地对前去探望他的徐怀云先生说：“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摆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又痛苦的梦境啦！”

　　我们来到设计大师曹乐安先生的家中。1991年，他75岁时，患肝癌故世。曹先生生前曾参与设计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工程，因其卓著的贡献而被国家授予“设计大师”称号。他的写字台，是一个红色而陈旧的三屉桌，用了好几十年了，今天依然如故地摆放在客厅里。桌面上，还保持着曹先生生前的老样子。曹老夫人告诉我们，曹先生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一生淡泊而无所求，他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一部分骨灰撒进长江，一部分骨灰埋到葛洲坝，墓碑朝着三峡大坝！但是这一微薄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毛泽东生前曾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三峡渺茫，他又把“高峡出平湖”的希望寄托在葛洲坝上。然而遗憾的是，葛洲坝不象请示报告者所估计的那样，只需要“五年左右竣工”足足干了十八年！没有根据的空想与客观现实就那么无情地拉开了距离。毛泽东曾经伤感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呵！

　　作为科学家的萨凡奇、曹乐安与作为诗人和革命家的毛泽东，怀着对三峡工程的那种痴恋和怅惘，走完了他们的人生旅程。他们的心情那么惊人的相似！

　　再看看活着的人。

　　林一山双目已经失明。但是他谈起长江、谈起三峡，豪气不减当年，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的头顶墙壁上，依次排开着荆江分洪闸、丹江口水利枢纽、陆水三峡实验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四座大坝的大幅彩色照片，证明着这位81岁老人昔日的辉煌。

　　李锐更不显老。他比林一山小6岁，为了保持思维和身体的活力，他几乎每天上午去北京养蜂夹道游泳。对于他来说，好像并不在乎403比9的论证结果。他一生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已经写了两本书20多万字了。他还在继续写。1992年元旦这天，他完成了给党中央的“最后一次上书”，建议推迟三峡工程的兴建期。

　　他的行动似乎顽强地证明着，论证结束了，论争并没有结束；论证结束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还在继续。

　　李锐和他所代表的一批“缓上派”专家们，林一山和他所代表的“主上派”专家们，还有已经故去的毛泽东、周恩来、萨凡奇、曹乐安等等伟人、大师和科学家们，一块筑起了一座“中国大坝”。这座“大坝”向世界顽强地证明着一种生命现象：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格的追求，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都将经受历史的考验，直至永恒！

　　我要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