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反对派”当权

　　历史是这样的复杂，1970年12月，正当神州大地经历着“史无前例”浩劫的时候，葛洲坝工程上马了。

　　历史又是这样有趣。南宁会议12年后，林一山扮演了与李锐一样的角色。

　　林一山12年前力主三峡上马，12年后却极力反对在三峡大坝下游38公里处修建葛洲坝，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对派”。

　　12年时间，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革”中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成了“神”。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简直是自取灭亡。

　　所以，林一山比12年前的李锐承当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在长江规划中，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下游反调节的航运梯级。规划是先三峡而后葛洲坝，或者三峡、葛洲坝同时建成。

　　如今却完全颠倒了。

　　林一山反对上葛洲坝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葛洲坝先建，抬高了水位，会给未来三峡天坝造成水下施工的困难局面，二是葛洲坝在当时根本没有搞初步设计。更有意思的是，上马报告中央尚未批复，葛洲坝已集中了数万工人和民工翘首以待了！

　　林一山极度矛盾。他在1970年初刚被周恩来从“牛棚”中解放出来，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上周恩来祝贺他解放出来的掌声还在耳畔嗡嗡作响。要么面对可能发生的恶果，随大流，苟且偷生，要么实事求是，犯颜上谏，担着身家性命。

　　他选择了后者。

　　12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通知林一山，要求他立即把意见写出来，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兴建葛洲坝的报告一块报给毛泽东。

　　林一山毫不犹豫，一夜数千言，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其勇气，令人慨叹。

　　在武汉军区、湖北省、水电部等一边倒的意见下，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但是在批示中留有余地：“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说：“毛主席在冒一个很大的险。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三边工程。这严重违背了基建程序，违背了科学。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很有艺术，我理解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同意，第二层意思是有可能干不成，第三层意思是修改设计、换人。”

　　事情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葛洲坝在动工2年后，由于重大的设计和施工问题而被迫停工。

　　当时的情况在今天简直是不能想像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团1000多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实行军队建制，出现了“千人设计，万人审核”的荒唐局面。而且工程设计图纸都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签字！

　　工地第一指挥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第二指挥是宜昌军分区司令员。林一山等专家位列十几名副指挥之中。没有实权。

　　周恩来愤怒了。1972年11月，中南海西花厅。“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都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都没有搞过，怎么能搞，容易瞎指挥。”

　　“长江出乱子，不是二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间题。”

　　他大声强调：“1958年南宁会议，李锐反对长江筑坝。……李锐现在关着。可以把现在的设计材料给李看一下，提点意见，也是劳动嘛。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这次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就是改组了葛洲坝决策层，出乎大家意料地起用了“反对派”林一山，省长、部长们在林一山的麾下组成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临危受命，担起了拯救葛洲坝的重任。

　　这是他的性格。

　　这个由革命家转为水利专家的“长江通”，这个“文革”中被关在“水牢”里还央求造反派给些水泥、沙、砖，试验修坝防“洪”的老共产党人，不爱当官爱水利，把一生都献给了长江。

　　林一山临危受命，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法宝——“长办”（即长委前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一批水利界一流的人材。

　　林一山是清醒的。

　　解放初期，他广罗因战乱而隐匿穷乡僻壤的许多饱学之士。后来林一山为了壮大长办技术队伍，办了两件关键的事情。一是调整内部结构，使长办成了有200多个专业的综合规划设计部门。现在的长江三峡勘测总队的总队长兼总工程师、勘测大师陈德基就是由水工转学地质的，如今在工程地质领域具有很高的名望。二是六十年代初期，采用“刮碗底”的办法，录取了一批品学皆优、但有所谓“家庭问题”的高考生，办起了长江工程大学，解决了长办技术力量“三代同堂”、后续有人的问题。这批人材、陆续成为长办的的骨干。老一代的如李镇南、杨贤溢、曹乐安、文伏波、魏廷睁、洪庆余等，中年一代的如王家柱、邵长城、洛叙六、陈德基、刘崇熙、肖德俊等，都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其中件多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知名水利和大坝专家，与上千正在成长起来并担负重任的青年专家一起，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为长江的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保证技术委员会有效地工作，纠正以往弊端，林一山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委员会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样“大国一致”；二、各委员点头摇头都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再表态；三、每次技术委员会会议达成协议的文件，委员们都要签字负责。

　　技术委员会有效的工作以及一些重大的决策，力挽狂澜，为葛洲坝1974年复工、1981年大江截流、1988年基本建成创造了可能和条件。这期间，林一山患癌症，右眼摘除，左眼又是高度近视，几乎看不见东西，处于半失明状态。他以非凡的生命力和毅力继续主持了1973年10月以后的10次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大难不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长江和我们民族的幸运。

　　葛洲坝后来被称作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不起，何谈三峡！至今思来，惊心动魄！

　　从宏观决策角度看，毛泽东、周恩来在关键时候起用“反对派”林一山，最后干成葛洲坝，表现出了决策者与实干家信念上的高度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