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冤家”聚首

　　李锐“单刀赴会”，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8年“过热”的政治形势，对李锐反对上三峡的主张极为不利。当时，政治上加速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准备为尽早跨入共产主义铺路架桥；经济上，超英赶美，为即将展开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大兴水利作了舆论铺垫。

　　更重要的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反冒进”，而且打算上三峡。

　　李锐反对上三峡，冒着反对毛泽东的危险。

　　他略有些不安。然而事已迫近，容不得他有丝毫犹豫了。而且召他来，就是要听反对意见。

　　林、李乘专机到达南宁的当天晚上，就同时参加了“南宁会议”。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即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答，“半个小时”。

　　林、李针锋相对的意见讲完后，毛泽东再次加码：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毛泽东当堂就三峡命林、李“作文”，这一着，林、李二人在开会前都没能想到，不免有些吃惊。

　　这是一场异乎寻常的竞赛。

　　三天交卷，时间太紧了！

　　林一山一者手头材料缺乏，二者，他的右手腕在1938年2月的胶东“雷神庙战斗”中被子弹打残废，平时写作就很困难。可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残废的手半握着笔，居然两天写了两万字，洋洋洒洒，提前一天交卷。

　　李锐似乎更难一些。他说：“我的材料更少。林一山还跟着个秘书，拎着个大皮箱，我只夹了个寒酸的小皮包”。他写了八千字，按期交卷。

　　两篇文章在第三天晚上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李文提纲挚领，观点鲜明，且行文流畅，深得毛泽东嘉许。

　　林文纵横裨阖，材料丰富，逻辑严谨，有如关于长江的长篇科学论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长江流域规划”的概论。

　　毛泽东在会上简单地评价了林、李文章后对周恩来说：“三峡的事情交给周总理管吧。”周恩来谦让道：“还是主席管吧。”

　　毛泽东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他向周恩来伸出四根大指头：“你每年至少管四次！”

　　“南宁会议”之后，2月底、3月初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区领导、中苏专家一百余人，乘江峡轮由武汉逆水而上，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积极准备修建三峡枢纽。

　　“三峡会议”上，李锐第一个发言，总的看法虽然有些转变，原则上同意建三峡，但是基本观点仍然与积极上三峡的“主旋律”有很大差异。

　　从整个程序看，“南宁会议”和“三峡会议”都是3月份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三峡决策的预备会。

　　关于南宁会议，三峡会议林、李之争的结果，孰胜孰负，孰优孰劣，双方都各有解释。但是从“成都会议”通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即“三峡决议”）的行文内涵来看，“决议”在肯定了三峡“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同时，紧接着说，“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并且制定了“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吸取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积极部分。这显然是一种条件尚不具备、暂时搁置的办法，以防止三峡像1958年许多水利工程那样“大呼隆”上去。

　　如果分析是可靠的（实际上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充分考虑了反对意见，他们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采取了科学和民主的态度。

　　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人，28年打下江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3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人；3年实现了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无限魄力和权威，独独在三峡这个超巨型水坝前犹豫了。这之后，经济面临困难局面，世界政治格局处于冷战时期，逐渐加深了这种犹豫，以至于毛泽东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数次拒绝上三峡的请求。

　　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我国著名大坝专家潘家铮先生同意“成都会议”对三峡是“热背景，冷处理”的说法。他目前是三峡工程的积极推动者，可是谈到1958年是否具备上三峡的条件时，他非常坦率地告诉记者，1958年上三峡，无论是国力还是认识能力、技术水平，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热”上去，一两年后肯定要停下来，后果将是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