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

　　原则上说，三峡论证今天已经告一段落——1990年，我国412名一流的专家学者，以403比9的结果，通过了论证报告，为三峡工程半个多世纪的论证拉上了重重的帷幕。

　　然而，403比9，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少数服从多数。它既表明了一个明确的倾向，更充分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精神和科学情神的强烈愿望和不懈努力。

　　无论是三峡工程的积机赞同还是力主慎重从事者，都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担露胸襟，竭尽才智，力陈己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重大工程从未有过的民主论证和科学论证的风尚。至今，我们在长江宽阔的胸膛上航行，还能强烈地感觉到那激烈论辩的余波。

　　我们志忑着，犹豫着，却无法抗拒这人人皆知又人人无知的神秘世界的巨大诱惑，慢慢撩开了三峡论证那惊心动魄和发人深省的历史帷幕……

　　避祸趋利·人类的抱负

　　长江三峡这一巨大的历史舞台正上演着最辉煌的一幕：江水湍急，惊涛拍岸。高唐神女，裙据袅袅．巫山烟云，梦魂萦绕，多少英雄豪杰今天荟萃于此，寻找着昔日的风骚。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吟诵着那气势恢宏的词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两年后的1958年，毛泽东就把“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端到了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关领导人的会议的桌而上了。毛泽东不仅是个浪漫的诗人，更是个伟人和立志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政治家。三峡筑坝，蓄洪发电的宏伟设想，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1919年，孙中山早在英文写作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指出了三峡“闸堰”开发的问题。

　　1944年，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提出了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的“潘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另一个美国人——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的极大兴趣．经过实地勘察，他在中国同行的帮助卜，于四川长寿县完成了《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

　　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将该计划托请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战时供应局局长唐纳德·内森转交罗斯福总统．据美籍华人、著名水利专家徐怀云先生回忆说，“白宫将此世界最大水利工程透露新闻界，轰动全球！”

　　在萨凡奇的推动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先后派出了54名由徐怀云先生为领队的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大坝的初步设计工作．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短缺，完全丧失了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需的社会环境。1947年5月16日，初步设计被迫中辍，人员遣散。

　　历史翻到了五星红旗的一页，毛泽东亲自过问长江问题了。

　　1953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登上“长江”舰，召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听取长江防洪问题汇报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坝）卡住它呢？”

　　1954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汉线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久就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苏联政府派遣专家来华，协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1954年百年一遇的洪水和1870年千年一遇的洪水，时刻都在窥视和威胁着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引起了毛泽东万分的忧虑。

　　防洪成为毛泽东下决心修三峡水库的直接动因。他填《水调歌头，游泳》时，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已初具轮廓，并已有了三峡建坝肯定性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最后阶段，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说，把林一山接来。

　　当即有人提醒说，林一山赞成三峡，也有反对搞三峡的人哟！

　　毛泽东问：“谁？”

　　“李锐。”“那把李锐也接来！”

　　一位是三峡工程积极推动者，一位是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在毛泽东的调度下，两个人在南宁相遇了。在会议饭厅吃晚饭时，人们笑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这是三峡论证史上的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

　　林一山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小个头，山东文登人。三十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历史，做白区的地下党工作，后返胶东组织抗日斗争，指挥了当时震惊全国的“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全国解放前夕，他任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说起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然而他放弃了继续南下赴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的机会，一头扎进长江，在武汉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革命家向水利专家的转变，在长委实力很强的知识分子群中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和技术权威。

　　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的设想，应该说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

　　李锐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高个、英俊，武汉大学工科学机械出身，有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1952年，他从湖南省委宣传部调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按他的说法，是“改行做一点实际工作”。南宁会议后，他任毛泽东秘书，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为止，被称作党高层的“秀才”。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坚持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与林一山充满激情、知识广博相比，李锐更有理性，更注重抽象归纳和表述的逻辑性。

　　其实，在南宁会议狭路相逢前，关于三峡，林、李已打了两年的笔墨官司。

　　1965年，《中国水利》5、6期合刊，刊登了林一山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

　　针对林文，李锐也回敬了一个两万字：《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了一批水电专家分别著文，在当年的《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刊出，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地质、水文等方面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林文认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而“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有了三峡还可以发电和改善川江航道。林一山的指导思想是三峡建坝，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水患。

　　李锐则针锋相对。他认为林文过分强调以三峡水库解决千年一遇的防洪问题，因而离开了综合利用原则，不能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得到充分论证。他的指导思想是，三峡建设要考虑综合利用，综合国力，长江开发，应逐级开发，“先支后干”。

　　这便是水利界著名的三峡问题“林、李之争”。争论一直延续到李锐1979年复出后的整个八十年代。要么是林文李驳，要么是李文林驳，直到林、李白发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