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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前，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国家劳动部：“我来中国，是要考察你们的‘盲流’问题”。

　　一官员正色道：“我们中国没有‘盲流’，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了不起的进步。农民进城就是“盲流”，这项“帽子”给农民戴了三十多年了。

　　那位官员说：“这真是奇了怪了，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算‘盲流’；怎么农民受利益驱动进城打工，这符合经济规律的，倒成了‘盲流’？”

　　这种新的观念来之不易。

　　1989年，民工潮的第一个浪头拍打中国，广东感觉最强烈。毫无准备，无章可循。于是省府牵头，劳动厅办事，组成了紧急对策小组，分赴民工潮之源头，希望当地配合工作，堵住民工潮，使之不要“盲动”。

　　有点效果。但广东也是最需要民工的，总不能丢了经济发展吧。

　　于是一个新认识诞生了：人家那民工并非“盲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来你广东有钱挣，人家一点也不盲，相反，很是心明眼亮哩。而且，你广东有需求嘛，你有需求，人家就供给，盲在哪？

　　于是，1991年起，广东牵头，成立了有9省区参加的“省际劳务协调中心”，意思很明确：我广东是有需求，但每年需求多少是有限度的。最好是这样：我把我的需求量向你报个数，你八个省分配，每省每年可来多少多少，剩下的，’你所在省就把它堵在家门口，别来，否则，来了我也容不下。从此，每年开次会，报数，协调。

　　挺管事的，但问题也来了。有一个省想：你广东就让我流进那么多人，多一个也不行？偏不信。悄悄地鼓动自己省的民工多多进广东。另一个省知道了。大叫“吃亏”，说：“我本来是最听话的，按你广东给的指标办事，可别人不听话，你其实也管不了。而且，多去了民工，你也没出事嘛！明年，我也多去。”得，协调出“不协调”来了。

　　这就是“部门主动”的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只有“政策主动”。

　　但政策也是个“盲点”。

　　劳动部翻出四十多年制定的所有政策，结论是：关于劳动就业，城市有政策，农民无政策。而关于刺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三句话：“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80年代初说的，现在，三次民工潮都过去，还是这三句话。

　　应该说，中国的劳动部门面对民工潮是积极行动的，其“部门主动”的力量已经发挥到极限：他们在全国已设立了15000处职业介绍所，2400所就业培训中心。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面对民工潮，他们还是提出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市场有监测，应急有措施。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政策性的，而是出于劳动部门的主动精神。春节前，你到劳动部门去找头头，准不在。“我们厅长去铁路联系车皮了。”“我们处长到预售票窗口服务去了。”至于你在民工潮涌的火车站广场看到一个手执小旗、撕裂了嗓子的老头在维持秩序，别笑，他可能是劳动部门的什么长官。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可谁都知道，这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面对民工潮，精神的力量是有限的，部门主动也免不了被动，而行政干预的结果又往往适得其反。现在，是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了。

　　别贵怪劳动部门众不出一个可行的政策。它也遇到了户籍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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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取消户籍制度行吗？

　　答案是：不行。

　　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产生了劳动力的剩余；城市生产力的解放产生了对剩余的需求。这是一种情况。

　　但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中国工业“容器”的吸纳量，都不可能全部吸纳掉农村的“剩余”。这是又一种情况。

　　有学者分析：统而言之，4亿多农村劳动力，二亿种地，剩余三亿，乡镇企业吸纳了一个多亿，还剩二亿！而中国的全部城市人口也不过就是二亿。

　　要全部吸纳掉二亿“剩余”，根本的出路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大提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大发展。一句话，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但“黑洞”确乎存在，“盲点”也在眼前。改革势在必然。

　　这将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将使户籍制度逐步改革。同时，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亦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据报道：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正在加紧构筑自己的“卫星城”，中国的许多地区正把加快小城镇建设列入发展日程。

　　据报道：公安部正在抓紧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已经写入李鹏总理刚刚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黑洞”正渐渐消解，盲点正变成亮点，改革正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