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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惊人地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没来时，就意味着某种东西永远不会来，哪管你千呼万唤，而它一旦来了，就意味着某种东西一定会来。

　　80年代的头一年，中国就提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目标，此后年年讲调，直到80年代末。调得如何？

　　这时，以农民大员进城为标志的“民工潮”来了。起初，城里人又叫又跳，认为这些农民打扰了他们原本很安静很安全的生活。但突然有一天，城里人一觉醒来，发现再也离不开这些“土老帽儿”。

　　如果你住的是新楼房，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盖的。如果你走的是新路，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修的。如果你过的是新桥——立交桥，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建的。而桥和路每天都要保持清洁，那么，90％以上的清洁工是外省民工。你的住和行已经离不开民工。

　　你穿的衣服，棉花是农民种的，衣料很可能是民工织的，甚至成衣也是民工制作的。你早晨起来要吃早点，你发现几乎只有民工给你提供多品种、好方便；你要吃活鱼活虾，那是农民在池塘里养的，而运进城卖给你的，是民工。还有粮菜肉禽，没有民工，你吃不到当年的新稻米、当天采摘的新鲜菜、当天屠宰的生猪、由着你红皮白皮随便挑的鸡蛋。别生气，在很大程度上，民工是你的“衣食父母”。

　　还有搬运业、修车业、理发业、装修业，没有民工，所有这些纯体力劳动性质的服务业也许会陷于瘫痪。不用说，为你当保姆的，甚至为你开电梯的，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村来的姑娘。

　　没有“民工潮”，没有几乎和城市人口一样多的农民工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城市人就不可能拿着相对高的收入享受相对低廉的产品和服务。

　　对城市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尽情享受着这些方便美好的服务。他们觉得，这些农民工最好像是《聊斋》故事里的“田螺姑娘”：在城里人需要她时，她来服务；服务完了，立刻回到画上去，不吃不喝不吵不闹，还总是笑眯眯的那么好看。

　　但对千呼万唤要要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关部门”来说，千呼万唤没唤来的东西突然来了：第二产业火爆爆地发展起来。

　　已经有好多次的证明了：什么事情，没有农民参与就很难干成。可农民一参与，却常常受到指责。指责来指责去，到头来，却发现，又是农民对了。

　　还需要怎样的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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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众多的已是老态龙钟的企业也开来了证明：没有外来的这些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老企业就会因为劳动力成本暴涨而死去，相应地，使一大批老工人失去生活保障。

　　那些新兴的多如繁星的三资企业也开来了证明：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不出带有剥削成分的剩余价值，这数十万家企业就很难支撑下去。

　　还是别说了吧。那个农民为城市、为城市人、为企业、为企业职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什么，还用再说吗？他解放了他顽强进入的城市，他解放了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并为它注入改革的活力，他为解放的客体带来无尽的财富。同时，他也解放了他自己。

　　他浑身裹着乡村祖传的传统文化走进城市。他几乎未曾察觉：城市不仅是他打工的地方，还是一所大学校。从乡村进入城市，这就是说，乡村传统的物质条件在他眼前消失了。于是，那个传统文化很难定义了。他一下子朝那些“新”的东西扑过去。

　　10年前，安徽无为县保姆刚进北京的时候，城里人20元钱就能雇她一个月。现在，你花200元钱雇一个“可心可意”来试试，哪去找？

　　他（她）们学“城里人的那一套”学得飞快。在广东，你满大街上瞅，穿得最花哨的是外来妹，天天班后西服革履唱着“潇洒走一回”的是打工仔。

　　但这只是最表层的变化。他最深层的变化只能用“裂变”来归纳。

　　他来时，只想着把他一身的体力换点钱花，那时，他还在“传统着”，交换不过是简单的交换，是为了生存。但一进城，一走进企业，一进入市场，他就发现，他要做的交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分工”，他成为“经营者”，而不仅仅是“生存者”。

　　渐渐的，他开始比较哪一种社会分工更适合他，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利润。他开始懂得“在比较后再形成自己追求利润的现实选择”。而在进城前，他的交易行为是祖先“先赋”的，不是“自致”的。

　　这种“自致的”的利益选择使他对市场资源配制的程度感觉越来越灵敏。他开始不那么着急了，他开始对自己“待价而沽”：保姆价格的不断上涨就是这样开始发生的。而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有”卖不出去”或“卖不出自己希望的价钱”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的不是“打道回府”，而是“深造”：学一技之长，甚至，学管理，上大学，为自己更加长远的未来“早做打算”。

　　最后，他还学会了在市场规则不公正的条件下保护自己权利的“谈判能力”：制定契约的重要性和通过契约保护自己已经认可的交易规则的有效性。

　　他原本是一个农民。但他已经学会了这么多甚至城里人也还不大明白的东西，他已经从“传统人”成为一个“现代人”了。他已经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至于他创造的外在的财富。绝大多半被企业赚取了，被城市留下了，但他自己得到的也不少。每年他们从流入地寄回流出地的钱，四川，60个亿，安徽，70个亿，再加上湖南、广西、江西、湖北，仅此六省区，估计有280亿。据说，一些省的领导敲锣打鼓“欢送本省子弟外出打工”，并自豪地说：“我们是民工的流出省！”

　　有一种说法：“民工潮”是改变历史之潮，创造历史之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