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与被解放的

　　5

　　现在，那个农民准备进城了。

　　他的脚步忽然有些踌躇：中国的城镇有11104个，大中城市也有203个，他进哪个城，不进哪个城？

　　“民工潮”使国人产生了错觉，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在潮涌浪翻。实际上，在目前，中国的多数城市还不够闹“民工潮”的资格。

　　“哪有什么‘举国民工潮’,”国家劳动部一位官员“拨乱反正”：“无非是广州、上海、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和两个三角洲而已！”

　　有三类城市的画面渐次在那个农民的眼前展开。

　　第一类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市场密布，灵活多样，尤其是工业部门，有灵活的劳动用工政策，有多种成分的企业制度，最重要的是，有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劳动力的认可和需求。它是行政中心体，更是市场中心体。那个农民走进了这样的城市。

　　第二类城市和第一类很像，但只是表象。它们人口也不少，有高楼，但像个社区。有工业，但缺乏活力，有商业，但无辐射功能，有市场，但很多事情都不是在市场上决定的。城里人很爱自己的这个城，把它当成自己家的院墙。它是个城市。甚至是个省会城市，但它只是一个多年形成的地理人口的集聚地而已，像一个城市化的乡村。中国多的是这样的城市，它仅仅是个行政上的中心体。那个农民在城外张望了一下，便离开了它。

　　第三类城市不大，甚至是新兴的，有的城市设施还不完备，但它生机勃勃，有难以估量的发展余地。它开放的胃口大张着，无论产业、商品还是劳动力，欢迎你，至于你能否进来，完全凭实力竞争。这是“完全的市场中心体城市”。那个农民在他还没见到过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心向往之。民工潮，广东“四小龙”最烈，证明着这类城市的生机和希望，及其对农民工的吸纳伟力。

　　现在，进哪个城？农民选定了。哪里有“民工潮”，我们知道了。

　　“解放者”的步伐不是盲动的。

　　6

　　劳动部统计：目前的中国，城市失业人口近400万。

　　劳动力整体素质：城市人高于乡下人，高出很多。

　　问题：为什么放着高素质的城市失业劳动力不用，偏用低素质的农民工？

　　对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来说，一言以蔽之：农民工好用。

　　那首流传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顺口溜形象描述着国有企业用工的苦衷：“书记，管方向，厂长管横向，工人吃白相，干活靠阿乡。”对那些不干活的城市固定工，不敢辞退，不能得罪，工资照发，福利照给。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只能面向农民工，而对城市固定工。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两个三角洲地区，所有企业的一线工人几乎清一色的农民工。一方面，农民工能给老板或企业创造最大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只有农民工能接受最具改革深度的劳动用工制度。

　　他端着的是一个飘忽忽的泥饭碗，随时可能被企业打碎，或者自己摔碎。他知道自己这个活来得不易，以“听话”和“肯干”来小心维护着，决不敢贸然失去它。但一旦守不住，他也有足够的风险准备，“东方不亮西方亮”，“砸了东家找西家”。他不是城里人，没有后门，没有关系，没有家人撑腰。他一无所有而来，那么，一无所有而去，也便算不得什么。他面对着城里人，是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示范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