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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那个在“民工潮”中流动的农民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逻辑观念。5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例是3：7。这实际是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社会。

　　此后40年，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顽强奋斗，到80年代末，工农业产值的比例颠倒了过来，成为7：3。但同时，社会结构却仍是倒置的：27.6％的城市人口，72.4％的农业人口，形成“工业国家，农村社会”这样一种“不完全的工业化”和扭曲的社会结构。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拖着这样一种封闭的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跨进“完全工业化”的门槛。完全工业化＝工业国家＋城市社会。

　　美国已经是完全的工业化，其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

　　日本也已是完全的工业化，其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

　　即使世界中等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水平也在50％至70％之间。

　　这种结果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动态的社会中才能达成。

　　中国还不是一个流动的动态社会，但那个农民正在流动！

　　10年之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了一亿多人。其可见的结果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总水平提高了45％。相应地，由于纯农业劳力已开始减少，使每一位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增长65.1％，平均每年增长5.1％。

　　一个结论是：农民减少得越快，农业收入会增加得越多。

　　一个预言是：如果转移的人数再多些，如果转移的速度再快些，如果农业劳动力再少些，少到使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效率选择成为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构的前景是否已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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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开头一样，结尾一样，逻辑不一样。

　　那个农民流出土地，流人城市，打工挣钱。“但脱贫不一定要进城，致富也可以离土不离乡。”这是一种逻辑。

　　那个农民流出土地，流人城市，打工挣钱。“他是在从资源选择转向职业选择。”这是另一种逻辑。

　　那个农民在土里刨食时，每年有八个月的剩余时间没活干，现在，他在城里做工，劳动充满了他生活的所有日子。“他从剩余选择进入了效率选择。”又一种逻辑。

　　现在，我们才仔细地打量那个农民。放在过去，谁会注意他呢？只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城里人才念叨起他。在城市人的眼里，他只会生产粮食。瞧，他竟然怪模怪样地进城了。他把自己“包装”起来，走进了工厂，第一次在被称为什么“契约”的纸上按了手印。他一年不再有240天的剩余，现在的每一天都有八个小时为他换来金钱。他有了三套西装，走出宿舍前，头上和脚上会想着抹点油。他仍然有许多的苦恼，但已经不是苦恼如何生存下去，而是苦恼今后的自己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他也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一个农民从生存转变到发展，从资源选择转向职业选择，区分出传统农民和现代农民。一个农民，无论是做工还是务农，都是在进行效率选择，工与农的差别，就只是劳动对象和产品，他们的区别只是自由选择社会分工的不同群体。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工业国家，农村社会”图景才能解构重绘。

　　那个农民正是这样做的。他在用自己的双脚解构着扭曲的中国社会，在第三次解放的路上迅跑。

　　第一次解放发生于1949年，共产党把他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

　　第二次解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他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自己被压抑太久的生产力从计划的管制经济中释放出来。中国农村从此走上了腾飞之路。

　　第三次解放伴随随着土地承包制一起起步。它连续创造出两次巨大的飞跃：第一次，在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的基础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以其“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吸纳伟力，实现了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寻求转化。第二次，剩余劳力异地寻求转化，而它一旦同市场接轨，便不可遏止地、自发地、全面地卷人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的进军号。它使整个中国在惊讶中看到了一个流动社会的雏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不再是剩余，——它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力量，成为可再生生产力。

　　已经先行一步胜利实现了当地剩余劳动力大转移、并继续吸纳异地劳力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速度证明，对全面卷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这些“农民军团”的力量，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

　　一种说法是：他们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解放军”。